许召元：
制造强国有几个基本特征，就是规模够大，制造水平高，创新能力强，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高端地位。目前我国在制造业规模上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与第一和第二方阵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在质量效益方面，我国制造业拥有的知名品牌较少，劳动生产率低，销售利润率也较低；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我国的研发创新能力近年有很大提高，但与美、日、德等国仍有较大差距。2025年，中国要从目前的第三方阵迈入第二方阵，但还是第二方阵的较低水平。到时候日、德制造业也会迈进一大步，但日、德毕竟已经过了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和这两国之间的差距会明显缩小。
屈贤明：
中国制造靠什么实现“弯道超车”？有五条理由：第一，中国城镇化建设和发展中国家的强烈需求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第二，中国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世界最完善的产业体系；第三，中国企业普遍有危机感，转型升级的愿望非常强烈；第四，中国政府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路线，着力解决存在的短板；第五，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建设制造强国的需求相结合，给中国后来居上、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良好机遇。对于2025年中国制造迈向世界强国之路，最担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产品质量差的问题能否根治，二是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薄弱的问题能否彻底改观。
李长安：
质量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是制造强国的标志。因此，在《中国制造2025》实施的下一个阶段，如何尽快提高质量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一方面，要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技术创新是提高质量的主要动力和手段，产品质量不高，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息息相关。除了要进一步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外，还需要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产、学、研结合，提高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率。另一方面，高度重视标准建设，以标准引领质量提升。在打造中国制造2025的过程中，确立标准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制造业创新技术转化的关键。要尽快健全制造业标准体系，加快标准的升级工作。
鲁元珍：
建设“制造强国”，培养创新能力，同样离不开先进的工业文化体系的建设，这就需要不断提升工业文化素养，培养大国工匠精神，将培育和建设中国特色工业文化作为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基础。在过去，大庆油田、“两弹一星”的辉煌成绩背后，可以看到一批批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前辈。在新时代，也涌现出许多勇于创新探索的现代企业家，他们身上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我们带来宝贵的财富。实践表明，工业文化的建设有助于培养积极的价值观，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和创新创造的精神。
丛屹：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经济增速必然会经历一个放缓的过程。更应看到的是，中国市场需求日益旺盛、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内生动力渐渐增强，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不到哪里去，而将保持平稳的中高速增长。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些阶段性成果不断显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转型升级之路难免颠簸，包括“三去一降一补”在内的各项供给侧改革任务依然在路上，巩固改革成果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新动能、新业态虽然发展迅猛，但目前还未能完全有效地替代相应的传统动能，在此背景下盲目乐观以至于丧失改革的动力和韧劲，显然得不偿失。
盘和林：
创新创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过多的行政审批对社会创造活力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唯一办法就是“减证”，即减少审批环节，注册企业程序的简化将会极大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全国新登记企业55.6万户，同比增长9.2%，平均每天新登记的企业达到1.85万户。近年来，“五证合一”等所激发的创新创业活力，为我国稳就业、促经济提供了强劲支撑。
巴曙松：
结合国际经验，中国需要明确保障房制度运行的基本框架，这通常涉及四个问题：一是为何而建，这是一个需不需要的问题，任何国家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均需要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最基本的住房保障，这是一项政府责任，与商品房市场的房价高低没有关系，建与不建的选择也不应取决于商品房调控的需求；二是为谁而建，确定保障房覆盖的范围，只有确定需求边界，才能评估供给缺口，并由此确定新建的规模；三是如何建，这是一个资金匹配问题，平衡公共项目的资产负债结构的配比关系是这里的重点，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于债券融资或资产证券化；四是建后管理，即需要从政府层面解决产权归谁、谁来维修、谁来管理的问题。
管涛：
“8·11”汇改以来，稳定市场汇率预期的过程也就是重塑汇率政策公信力的过程。2017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仅没有像市场预期那样“破7”，反而前七个月累计升值了3%以上。这既有国内经济企稳、外部美元走弱等基本面变化的原因，又有跨境监管政策调整的影响，同时也离不开人民币汇率企稳本身对于市场信心的提振作用。
管清友：
针对不同区域的发展特点，要建立多层次的区域金融中心。首先，不同区域对金融的需求存在差异。对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而言，企业和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相对较高，金融服务的层级也相对较高端，而有些区域，在利用金融、资本的手段上还不太娴熟。需求层次不同，金融层次也相应不同，金融机构就要根据不同的需求层次来提供服务。其次，发展金融要因地制宜，一哄而上肯定行不通。除上海、香港等金融中心外，金融服务一般要依托本地产业，产业和实体经济是基础，有的地方实体产业发展还远不足以支撑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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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