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鹞:“无现金社会”是有社会代价的

2017年08月04日 07:29   来源:经济参考报   

  杨国英:

  就当下而言,在移动支付巨头的推动下,随着电商逐渐从线上走到线下,未来几年,一些重点城市可能会无限趋近于“无现金城市”。虽然无现金社会的理想足够遥远,但移动支付所引领的金融创新无疑正在缩短这一距离。

  万木:

  目前,中国的“无现金化”还有较长的道路要走。市场能完成渠道问题,解决工具问题,但城乡覆盖、相关立法、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建设,既需要地方政府部门积极支持,创造环境,更需要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移动支付能带给人们更多的可能性。

  陈经:

  通过全社会包括政府部门的努力,对于广大“无现金社会”的支持者来说,生活会越来越方便。但考虑到现实问题,可以预期,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社会仍然是接受现金的。“无现金社会”并非反对现金,用电子货币或者现金进行支付,都是可行的支付方式,二者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的关系。

  赵鹞:

  “无现金社会”是有社会代价的。现金支付的最大好处,是能够最大程度保护交易双方的交易信息与个人隐私。“无现金社会”全程、全面记录个人的支付信息,其中难免涉及个人隐私,一旦这些敏感信息被大规模泄露,将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甚至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无现金社会”更加需要监管部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加大信息泄露与不当使用的法律惩处力度。

  王一鸣:

  服务业发展对综合配套环境和基础设施有更高的标准,要求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畅通安全的信息传输、充足的人力资本供给、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为此,应完善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加快完善网络安全、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保护、互联网信息服务等领域法律法规;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建设规模宏大的服务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系统功能优化,提升智能化、网络化水平;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跨部门合作和协调机制,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完善信用激励与联合惩戒机制。

  潘向东:

  中国经济要走出调整的困境,还是需要倚仗供给侧改革,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所谓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通过技术发展,使当前的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升级;其二,通过消费的拉动,使经济增长由当前倚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升级到倚重消费的增长;其三,通过制度安排的改革,释放制约第三产业发展的活力,满足老百姓的消费升级需求,逐步平衡当前过度倚重第二产业的增长模式。

  沈建光:

  中国金融风险的成因是多重的,诸如地方政府债务攀升的风险,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造成的风险,以及房地产市场风险等存在的“灰犀牛”(指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都与财税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相关。协调金融监管是个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纳入“一行三会”,还需要站在更高的定位上,与多部委有效衔接,推动财税、国企等改革。所谓“跳出金融看金融”,只有协调好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金融稳定发展,守住金融安全底线。

  张国栋:

  楼市分化进入新周期,出现“遇冷”和“发烧”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势,有喜也有忧。“遇冷”是成效,需要坚持;“发烧”是问题,需要解决。无论哪个,都须正视现实,保持楼市调控定力是关键。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坚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加快建立长效机制是抓手;因地制宜,打压投资投机需求,抑制泡沫,让市场“退烧”,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是目标。

  邓海建:

  今年以来,“包容审慎”成为行政热词。不论是快递、微信,还是支付宝、滴滴打车、网络订餐等,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包容审慎”的心,估计早就夭折在违法违规的板子下了。新事物不能自动匹配老规矩,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但新规矩恐怕更不能“穿旧鞋走老路”。网约车监管与改革,恐怕还有很长的“裹脚布”要拆除。

  宋鹏伟:

  近年来,不少快递企业寻求上市,试图以拥抱资本市场的方式“二次点火”,但如果没有新的盈利模式,依旧很难有长远的发展。于是,快递网点倒闭、快递员停工、快件积压等情况时有发生,而产业整合一旦开始,必然会有一批企业被淘汰。如果再考虑到三轮车、电动车在街头肆意穿行引发的监管问题,快递员无合同、无社保、收入下降引发的流失率高和招工难问题,就更加令人担心,这些曾经的优势,也在今天成为快递业必须面对的难题,更制约着快递企业去占领国际市场。

  贺小荣:

  “僵尸企业”只能靠信贷资金“续命”,占用的土地、资金、原材料、劳动力等社会资源被长期闲置,危及实体经济发展,但长期“僵而不死”,还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和银行下不了决心“断供”。然而,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若是出于面子和形象考虑,不惜动用社会资源阻止“僵尸企业”破产清算,恐怕要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事实上,财政和信贷“输血”,只能换取暂时的稳定。

  盘和林:

  为租房赋予入户、入学、就业、就医、养老等市民化权利,这是大势所趋,一个租房“赋权”时代即将来临。但也要注重防止“赋权”过程中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要妥善处理好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利益关系、“赋权”所带来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公共配套设施的增加等问题,尤其要警惕租金非理性上涨。

  (本栏目稿件只反映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责任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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