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计关停退出一般性制造业企业1341家、调整疏解商品交易市场117个、不予办理工商登记业务1.6万件，提前一年实现了2013—2017年累计关停退出1200家污染企业的任务目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三周年之际，北京给出了一份亮眼的疏解成绩单。
产业控“增”疏“存”本质上是调结构、转方式、腾笼换鸟，也是破解“大城市病”的关键。面对新常态经济规律性放缓的压力，在“瘦身健体”之路迈出坚实步伐的同时，笔者认为做好产业疏解，还应避免陷入产业调整“唯结构论”的认知误区和“一刀切”的操作误区。
当前，随着“速度情结”的淡化，“不看增速看结构”、“不看总量看结构”成为许多人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判断标准。这反映出后工业化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也能找到主流经济学的支持。但我们在追逐所谓“高服务业占比”时也应当看到，欧美等率先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经济体，眼下正纷纷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制造业正在加速回归，尤其是高端制造业部分。德国正是依赖于高质量实体经济的出色表现，才能够在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中“得以保全”；东京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产业转型后依然保留着其制造业中心的地位。统计数据显示，21世纪首个十年中，制造业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仍在上升，创造了全球16%的GDP总量和14%的就业机会。
实践证明，制造业保持高创新能力是一个城市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没有高端制造业就难以支撑高端服务业，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速度关系服务业的未来发展走向。据统计，北京市制造业增加值每提高1元将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提高0.54元，占据首都经济半壁江山的生产性服务业更需要制造业的强大支撑。因此，在产业疏解做好“减法”的同时，我们更应正视高端制造业在一个城市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将更多关注点放在低端业态退出后“高精尖”产业的建构上，做好“加法”。搞产业，北京要做菜心，不要做白菜帮子。从城市战略定位看，“高精尖”既是产业生态体系，也是城市功能，北京需要借助“高精尖”产业体系来实现其核心功能。
但也要看到，“高精尖”并不完全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些传统产业通过技术升级改造也能够实现“高精尖”。我们讲疏解，一方面要把一般性产业特别是带有污染性质的产业清理出去，坚决退出高消耗、重污染产业，一方面也要对一些传统产业所涉及的具体行业、产业链环、工艺、流程、设备等细化条目、分类定策。“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技术’”，只要关注技术前沿和产业发展趋势，通过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对传统产业链环进行高端创造和附加值提升，同样可以实现传统产业的价值链重构与“高精尖”转型。
世界上任何一个超级首都的产业转型升级过程，均是一个“时空并进”的较长过程。这个过程中新旧动能的转换、新增长点的培育，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空间，很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效果短期内无法显现，特别是在新旧动能接续的“换挡期”，难以对经济形成强大的支撑，结构调整的“阵痛”将阶段性持续存在。对此，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忍耐”和“战略定力”，给予更多时间窗口，又要坚持“底线思维”，夯实首都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确保以高端制造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增长态势。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