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提升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

　　本期主持：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本期主题：从实体经济入手提升供给质量

　　主持人语

　　基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主要问题的根源是结构性失衡的判断，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也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实体经济是供给体系的主体内容，提升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无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学界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探讨。本期的三篇文章，就分别从实体经济供给要素与体系、产业供给体系、产品供给等方面的质量提升入手，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

　　供给质量决定了供给侧适应需求侧的程度

　　质量，是一个日常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在物理学中是指物体所具有的一种物理属性，是物质的量的量度。在社会经济中更广泛被认为是事物、工作、产品满足要求的优劣程度。国际标准化组织在ISO9000中将质量界定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相关方要求的程度。在微观层面，质量常被分为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和环境质量等各个方面，质量管理学和全面质量管理方法提供了企业层面关于质量的系统科学的认识和操作性指南。与微观层面相比，政府工作层面有关质量的管理，主要针对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管理工作。在政府经济管理中，虽然经常使用经济发展质量、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甚至还有人提出所谓的“GDP质量”，但经济学基本上没有把质量纳入分析框架。现有一些对质量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从质量的经济性角度，也就是质量的成本收益角度研究质量问题，这些研究虽可扩大到社会经济领域，但与微观质量管理比较接近，相对比较狭义；二是更广泛意义的质量经济问题，研究质量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质量范畴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提高质量的社会经济条件，这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质量供给和质量需求的范畴，并将经济学的供求关系划分为总量供求关系、部门供求关系、质量供求关系，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质量供求不协调问题会更加突出，总量供求关系和供求结构的不协调往往是因为质量供求不协调。后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今天提高供给质量化解结构性失衡的政策导向提供了一些理论基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不仅把握住了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且将“供给质量”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范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突破。既然质量本身就意味着一组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那么，“供给质量”就是供给侧所具有的特性满足需求侧要求的程度，也就是说，供给质量决定了供给对需求的适应程度。

　　供给质量可以分为供给要素质量和供给体系质量，供给要素质量就是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具有的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而供给体系质量则是产品（包括服务、工程等各种形式）、企业和产业等所具有的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提高供给要素质量，意味着劳动力素质提高、物质资本更新换代、更多高新技术的投入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等；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就是提高产品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需要的程度、提高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提高适应消费升级的产业转型升级能力等方面的内容。提高供给质量的任务不仅包括微观质量管理所要求的提高产品质量，还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关注的员工素质和能力提升，以及企业管理要关注的整个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更是包括政府管理所关注的产业自身转型升级、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产业组织的合理化，以及整体科研教育和政府管理等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由于我国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增速趋缓、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经济新常态阶段，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供给要素数量增加，以及依靠产品产量增加、企业和产业规模扩张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现在更多需要通过创新改善供给要素质量和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来实现新的供求动态均衡，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因此，供给体系质量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而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扭转“脱实向虚”亟须提高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

　　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强国之本、富民之基。但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服务化的趋势加大，经济发展出现“脱实向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虚拟经济中的主体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GDP比例快速增加，从2001年的4.7%快速上升到2015年的8.4%，2016年初步核算结果也是8.4%，这已超过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美国不足7%，日本也只有5%左右；二是实体经济规模占GDP比例快速下降，以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生产总值作为实体经济口径计算，从2011年的71.5%下降到2015年的66.1%，2016年初步核算结果是64.7%；三是从上市公司看，金融板块的利润额已占所有上市公司利润额的50%以上，这意味着金融板块企业超过了其他所有上市公司利润之和。麦肯锡最近一份针对中国3500家上市公司和美国7000家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利润80%由金融企业拿走，而美国的经济利润只有20%归金融企业；四是实体经济中的主体制造业企业成本升高、利润下降、杠杆率提升，而且在货币供应量连续多年达到12%以上、2011年到2015年货币供应量M2是GDP的倍数从1.74倍上升到2.03倍比例的情况下，面对充裕的流动性，制造业资金却十分短缺、资金成本较高，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流向房地产市场，推动虚拟经济自我循环。

　　大量的资金、人才等资源乐于在虚拟经济中自我循环，金融业过度偏离为实体经济融资服务的本质，虚拟经济无法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种“脱实向虚”现象表明，实体经济供给与金融供给之间、实体经济供给与房地产供给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造成这种供给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虽然有金融部门对于实体经济部门具有垄断地位、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高、房地产顶层设计缺乏和房地产市场亟待规范等众多原因，但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不高进而引起实体经济自身供求失衡、无法提供高回报率。

　　在经过了快速工业化进程，进入到“十二五”时期后，中国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实体经济规模已十分庞大，然而我国是实体经济大国却不是实体经济强国，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还不高，一个突出表现是劳动生产率还比较低。这意味着，面对随工业化后期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而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和收入水平提高，进而消费结构升级明显，实体经济的供给要素和供给体系已无法适应消费需求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

　　从实体经济供给要素看，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制造业工人亟待提高素质，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以及智能化工厂的机器人还比较缺乏；物质资本急需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还较高。从实体经济供给体系看，表现在产品供给质量上，部分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出口商品因质量问题连续多年居欧美通报召回之首，缺乏世界知名品牌；表现在企业供给质量上，存在大量“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尤其是世界一流企业还很少；表现在产业供给质量上，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虽增长迅速但在整体中占比还不够，在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

　　因此，解决“脱实入虚”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大力度推进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或者说是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没有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由人口结构变化、城市化进程主导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所形成的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必然会造成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下。这一方面会导致大量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另一方面，在开放经济下，大量的消费力量和制造业投资将转向国外，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如果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会出现经济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但效率反而降低的“逆库兹涅兹化”问题。对于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而言，效率下降会加大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不仅是扭转经济发展“脱实向虚”的需要，更是决定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必须从这个高度认识提高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的重大意义。

　　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要着力深化工业化进程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要提高实体经济供给体系的质量。从产品层面提高供给体系质量，要正确处理降低成本与提高质量的关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断进行管理创新和工艺创新，建立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文化，企业要持续强化全面质量管理，而国家要加强计量、标准、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等国家质量技术基础（NQI）建设，努力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从企业层面提升供给体系质量，要完善实体企业创新发展环境，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处置“僵尸企业”，重视发挥和调动企业家创新的作用，不断提高实体企业的素质和竞争力；从产业层面提高供给体系质量，要积极推进化解产能过剩和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重视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组织合理化水平。

　　上述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提升，意味着工业化推动的实体经济供给侧对城市化拉动的需求侧适应程度的提高，这也正是一个通过创新深化工业化进程的过程。从人均GDP、产业结构等指标综合评价看，虽然中国已步入工业化后期，但还远没有到可以接受“脱实入虚”的“去工业化”阶段。实际上，快速的、低成本的工业化战略造就了数量庞大的中国实体经济，但也遗留下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亟待提升的重大问题。虽然从2010年开始中国制造业产值已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位，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还不及美国的五分之一。如果不能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进而提高效率，那么中国可能会因过早地“去工业化”而最终无法实现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中国梦。而且，在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积极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所带来的高端挤压及资源争夺压力。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制造业的高度重视，意味着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竞争更多是实体经济的竞争，是制造业发展的竞争。因此，未来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提高实体经济质量面临巨大挑战。要迎接这些挑战，一方面要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避免城市化与实体经济脱节，不能让房地产仅成为炒作对象，要让城市化进程真正发挥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深化工业化进程的重点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要注意尽量减少由于电子商务大发展而产生的对高质量产品的“挤出效应”以及对低成本实体经济需求的“扩张效应”；还要处理好国际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坚持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原始创新相结合，在扩大开放基础上交流融合创新，推进中国实体经济沿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转型升级。

　　（作者：黄群慧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