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依然较好，重要的是增长质量的提升。在“十三五”期间保证年均经济增长6.5%的基础上，应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推进经济梯度转移，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增强挖掘新人口红利的能力，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重点。
陆婷：
此轮通胀预期的抬升是否能够持续，并最终转化为现实，目前还难下断言。它一方面取决于特朗普上任后一系列政策的落实程度，另一方面还要看原油市场上供需博弈的最终结果。不过，过往数年时间里，各国宽松货币政策已在全球累积了大量流动性，一旦市场通胀重现的预期得以稳固，货币流通速度加快，预期自我实现的概率将显著增加，全球再通胀时代也就不远了。
余永定：
应该克服非理性的汇率浮动恐惧症。过去我们害怕人民币升值，要打破人民币升值的不合理预期，结果经济基本面变了，升值预期自然没了。我们有巨额的贸易顺差，有3万亿的外汇储备，有全球最高的经济增速，还有强有力的政府，照理说应该是最不怕汇率浮动的国家。
秦海林：
振兴实体经济，必须要处理好实体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要在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前提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总需求管理之间的动态平衡。通过财税手段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税费负担，增加实体投资利润。同时金融业要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遏制资金脱实向虚的倾向，降低企业贷款门槛。
赵昌文：
当前实体经济困难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具体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以及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因此，要振兴实体经济就要解决这三个失衡，多管齐下、内外兼修。
杨建国：
民企投资有四大难，不愿投、不敢投、不会投和没钱投。民资最怕地方招商“恶婆婆娶媳妇”，而这些做法直接影响当地民间投资。从追求数量吸引投资发展到如今精准招商，很多地方招商引资有很大压力。吸引投资关键是培养投资信心，无论是客商还是政府，双向信心都要培育。
赵展慧：
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慢慢消失，事实上中国的人口红利远远没有被充分挖掘，技能人才的短缺就是一个例证。如今，“重白领轻蓝领”的观念已经在慢慢发生变化，认为好手艺能有好前途的年轻人并不少，如果通过完善机制和政策，给他们更大的上升空间、更高的职业期许，相信年轻一代中会诞生更多的大国工匠，支撑起中国制造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