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要在今天确定一个令人生厌的词语，“民粹主义”当之无愧。从英国意在脱欧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从意大利宪法公投失败到委内瑞拉爆发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从反全球化力量死灰复燃到所谓“黑天鹅”事件频繁出现，其罪魁祸首似乎都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成了一个筐，什么样的坏事都可以往里装。
“民粹主义”是populism的汉译。其实，目前国际媒体和学术界使用的populism，应该被译为“民众主义”，与列宁所说的“民粹主义”不尽相同。至少“民众主义”的词义具有中性化特点。
“民众主义”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莫衷一是。首先，“民众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政治思潮或政治理论。它认为，在精英政治和寡头政治架构内，普通民众地位低下，无法参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由此可见，“民众主义”将政治精英与民众视为对立的两种政治力量。因此，为了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有必要提升民众的政治地位，有必要强化其参政意识。
其次，“民众主义”是一种政治工具。国家领导人动员民众参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的目的之一，就是获取民众支持，并将其视为维系执政地位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国家领导人必须具备足够个人魅力。因此，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常被视为“克里斯玛”(charisma)型政治家。
第三，“民众主义”也是一种执政理念。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有其执政理念。有的主张先增长、后分配，有的反其道而行之，即主张先分配、后增长。当然，有的则认为增长与分配是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信奉“民众主义”理念的国家领导人都是主张先分配、后增长。在他们心目中，分配与增长都是极为重要的，不可偏颇。
第四，“民众主义”也是一种具有收入再分配性质的经济政策。政府为夯实群众基础或得到更多拥护，常用国家资金来增加最低工资，提供价格补贴，创造就业机会，有时甚至直接向低收入阶层提供免费的食品、牛奶、公共交通服务，或为其子女提供免费校服、午餐和学习用品等。毫无疑问，这种再分配政策具有“以人为本”的特征。
大洋彼岸的拉美是“民众主义”的试验地。令人遗憾的是，“民众主义”常被视为阻碍拉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美国学者科特·韦兰认为，在拉美，“民众主义”是一些政治家获取和操纵国家权力的战略。而且，信奉“民众主义”的领导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其个人魅力，而非宪法确定的制衡。其结果是，“民众主义”损害了避免滥用权力和寻求政治霸权的制度保障。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一篇文章认为，“拉美的民众主义者像墨索里尼，而不是像马克思。……民众主义者将贫困归咎于腐败、寡头或石油和矿业部门的跨国公司。这一指责在投票箱中收效显著，但他们的这一诊断是不正确的，因为国家的发展取决于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制度。且不论民众主义者取得了多少成就，他们正在把拉美引入死胡同。”
笔者认为，上述评价忽视了“民众主义”的积极意义，因而具有显而易见的片面性。虽然委内瑞拉陷入了严重的“三重危机”，巴西总统罗塞夫被弹劾，阿根廷的发展也遇到多种多样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民众主义”一无是处。
“民众主义”的可取之处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民众主义”有利于强化政治文化的多样性。例如，受历史传统、收入分配结构和政党政治体制的影响，拉美的精英政治和寡头政治是该地区政治舞台的主角，普通民众则常常处于边缘化地位。而“民众主义”倡导人人关心政治和参与政治，善于调动每一个普通人在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热情。因此，“民众主义”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精英政治和寡头政治的势力范围。这无疑有利于强化拉美政治的多元性。
二是“民众主义”有利于减少社会中的不公正。再以拉美为例，众所周知，拉美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司空见惯，两极分化极为严重。而“民众主义”关注普通民众的生计，并用多种手段扶持弱势群体，包括为其提供多种多样的社会福利。事实表明，奉行“民众主义”的拉美左翼政权实施的“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为减少贫困和推动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贬低这样的“民众主义”政策显然是不应该的。
当然，“民众主义”也存在固有缺陷。例如，为了获得民众支持，拉美左翼政府常无所顾忌地把多多益善的财政收入直接用于民众的社会福利，最终使宏观经济平衡面临巨大压力。而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是开动印钞票的机器，扩大货币发行量。其结果是，通货膨胀压力不断上升。毫无疑问，委内瑞拉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与查韦斯政府和马杜罗政府的“民众主义”政策密切相关。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民众主义”，不能将政府在实施“民众主义”政策时的偏差归咎于“民众主义”本身。
综上所述，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真正的“民众主义”是应当被肯定的。遗憾的是，这样的“民众主义”却被与“民粹主义”混为一谈，这是不应该的。(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