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天津塘沽周围的过百鱼塘有些荒芜，堤岸上丢弃的空药瓶已经发黄。陈明的鱼塘从鱼苗放进去那一刻，就要撒药，中间还要投放消毒药、抗生素，隔两个月还得增加改善水质的药。一年七八次的鱼药使用，一次就得撒下去30多箱。陈明说：“我们不吃自己养的鱼。”（11月29日《新京报》）
一句“我们不吃自己养的鱼”刺痛了多少消费者的心，但大众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刺痛感已经有些麻木了。近年来，养猪的不吃肉，卖牛奶的不喝牛奶……类似的，现在养鱼的不吃鱼，早已不是新鲜的言论。对食品安全的恐惧和担忧成为盘踞在大众心头久久无法驱散的阴霾，此次媒体这篇报道，不过加剧了我们消极的情绪和不信任感。
如同以往被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活鱼产业暴露出的问题和漏洞触目惊心。私人鱼塘无证经营，也未向工商或渔业等部门备案。投放兽药后养殖户从不考虑药物超标、残留的情况，甚至使用违禁药。为了规避风险，批发商开收据拒签字，问题水产品难溯源。不得不说，整条活鱼产业链鱼龙混杂，各个环节都乱象丛生。从业者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或对食品安全不了解也毫不在乎，或极力逃避意料之中的责任。“我们不吃自己养的鱼”一语，简单直白，暴露了生产者社会责任感沦丧的现状。在此语境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自觉自然被束之高阁。
水产品的安全问题，主要源于养殖环节，其他环节的不当行为实际上是对它的掩盖和纵容。私人鱼塘众多，养殖面积小，技术落后，投喂、用药等水产养殖过程仅凭养殖户的经验。如此现状下，因为滥用药物而导致活鱼检验不合格也不足为奇了。而政府针对散户的监管力度薄弱，甚至一年都抽检不到一次。
更可悲的是，渔业相关的法律比较健全，“有法可依”，相关部门执行却不到位。例如，按照《天津市渔业管理条例》规定，集体所有或者全民所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滩涂，可以由个人或者集体承包，从事养殖生产。承包人依据承包合同向所在区、县人民政府领取养殖证。而现实中，天津塘沽养殖户没有办理养殖证的情况却普遍存在，当地水产局养殖科的工作人员也不否认。一旦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得不到政府部门的贯彻，甚至在行政过程中被忽视，养殖业的市场弊端也不可避免地突破着食品安全的底线。
有评论指出，必须推动水产养殖的规模化，产业化。只有如此，水产养殖才能科学用药，而政府也能有效监管。但是，笔者认为，规模化、产业化也只是提供了一个参考的思路。规模庞大的公司也难免为利润而作出违法行径，双鹿奶粉添加二聚氰胺，双汇火腿肠含有瘦肉精，上述的食品安全事件虽事发多年，但是回想起来仍令人心有余悸。如果政府有关部门懒政怠政，监管不力，法律条文就只能是文明的装饰物，规模化、专业化也只会成为违法者更具杀伤力的牟利工具。毕竟，食品安全问题属于市场经济引发的弊病，离不开宏观调控的干预。
在此语境下，政府“执法必严”是应有之义，督促养殖户办理“养殖证”，完善抽检制度，形成有力的威慑，并且监督供应商提供有效发票，建全水产品溯源体系，这些都是政府仍需发力的方面。报道中，水产部门检测的鱼塘由街道或村安排，那么能够对有违食品安全的养殖户形成多大的震慑力呢？水产部门进行突击的检测，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抽检”的效用，这便需要政府有所作为，有效监管。同时，滥用药物，对其危害毫无概念，和养殖户养殖技术、知识欠缺不无关系，因此也应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加强养殖知识宣传，引导养殖户合理用药。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由来已久，又牵动每个人的神经，现在活鱼产品问题频现，需要政府有力监管，更需要政府在此基础上打出重拳。
文/孔繁兴（同济大学）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