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还有发力空间

　　当前，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既面临着长期以来积累的某些矛盾，也面临着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成功跨越“三期叠加”，取决于能否尽快推进增长动力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也就是说，取决于能否全面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在这个进程中，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成为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有基础，又可以为进一步推进政府改革奠定重要基础。笔者最近在基层调研，有几点感受特别强烈。

　　第一个感受是，地方政府在承接和下放行政权力，总体上能够做到“应简尽简，应放尽放”。简政放权后，互为前置的审批取消，办理事项的时间明显缩短。比如，地处中部的一家民营企业，有两个项目正好经历了简政放权前后。几年前的老项目，按常规程序走，一年半下来都没有走完流程。而2014年同样性质的一个新项目，在中央和省全力放权后，地方政府又创新性地推出了“合并审批”、“统一核费、单一征收”等，从项目申请立项到开始施工，用时不到两个月时间。企业坦言，仅此一项就节约了上千万元的资金利息成本。

　　当然，企业对简政放权还有更高诉求，希望下放更多含金量比较高的行政权力。一些地方政府放权的空间尽管还有，但已经不大，剩下的行政审批事项大多是上位法所规定的。比如，某市精简后有122项行政许可事项，其中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事项为118项，省级地方性法规设定的事项仅4项。从这个角度看，下一步简政放权涉及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涉及对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系统清理。

　　第二个感受是，企业对行政程序的关注越来越高。对企业来说，程序多和程序复杂，同样困难。行政流程不公开、不透明、缺乏标准化，客观上影响了企业的预期。不少企业提出，希望加快行政权力运行的标准化进程。比如，在制定出台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后，形成完整的办事指南，而不是一个部门一个办事指南。更有企业提出，能否把行政事项的编号、内容、办理条件、办理流程、监督反馈等全部标准化。

　　有一位民营企业家认为，简政放权确有巨大效果，他对经济转型前景看好，但在当前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下，一些企业家建议在全国层面出台一些实质性的举措，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第一，加大对企业税收减免的力度。能否把目前减免标准从营业额3万元提高到营业额10万元至20万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加大“放水养鱼”的力度。

　　第二，对全国性费用进行清理。尽管涉企收费在不断清理，规模客观上也在下降，但企业仍然感到负担比较沉重，而且对一些收费项目感到不理解。比如，一些费用明显与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相悖，而有一些费用在性质上高度雷同，企业以为是重复收费。一些企业建议，能否对现有的费用进行全面清理，取消那些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费用，合并一些性质相同的费用，以此真正为企业减负。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地方政府也坦言，地方能清理的费用大都清理完了，减费的空间不大。涉企收费的90%以上是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征收的，地方无权停征。因此，地方政府也建议，对依据部委相关规章开征的费用，要进行清理；对地方主动减轻企业负担形成的财力缺口，建议中央出台相关措施予以弥补。

　　第三，降低企业社保负担。企业认为，随着劳动力用工成本的不断提高，在现行缴费率下，企业社保负担很沉重。他们希望，能否适当降低社保缴费率；如果一次性降低有困难，能否在当前特定情况下临时性地降低相关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