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赢了，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人们的判断为什么普遍错了？在于还用“非常规时代”的思维，来思考“常规时代”的变化。11年前，在笔者所著的一本名为《渐入常规时代》的小书中，曾认为一个霸权消退、内向化的时代正在到来，在这种时代类型里，霸权将越来越是不久前时代的一种记忆，世界将回到多种政治体系并存的历史常态。
霸权存在只是非常规现象
相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全球性霸权的存在，实际上只是一种短暂时期才存在的非常规现象，近代以来西方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优势地位，乃是最近两百年间才有的一种事实，而在19世纪来临之前，世界还曾经是东亚、中东和欧洲三个历史性国际体系并存，哪一种都还称不上是人类“主流文明”。这种没有全球性霸权的状态，是几千年来人类生活的通常状态，与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过于宣扬意识形态不同，“常规时代”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内向化的政治选择。大多数国家所奉行的都是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政治哲学，都会把自己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国家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而意识形态和对外部事务的关注，常常只是作为一个点缀，偶尔会影响到国家的决策。
二是国家自主倾向。大多数国家都不会轻易甘受某种抽象的“共同利益”的束缚，而更向往以自己的意愿来制定符合自己需要的国家战略，对外交往中也刻意寻求建设自己的话语体系和伸张自己的意志。
三是区域化的愿望。由于历史、文化、地缘的交互作用，国家总是习惯于与自己地理相近的国家打交道，国家利益总要在与自己关联度高的地理空间来实现，人类政治因此表现总体来说是区域性的。
在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向“常规时代”的转变加速，时至今日，全球经济、政治生活已发生重大变化，就是西方国家也已经逐渐丧失传统的财富创造机制，这导致它们以往有过的自我修复机制失灵，进而导致霸权衰败。在以往所称第三世界国家群体性兴起后，全球力量对比正在改变，世界权势发生了由西方向非西方的明显转移。由此又带来两个大的影响：一个是，由美国、欧洲和日本组成的西方世界，在世界经济、政治中已不再拥有以往那种近乎绝对的主宰地位;另一个是，人们开始怀疑，西方国家用来解决其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那些知识体系和制度方案，如选举民主、多党制、福利制度等，也在出现效用递减甚至破产的兆头，它的普遍推广性不再天经地义，用西方的文化、价值、制度、理论来做路灯的时代，也走到了尽头。
“特朗普现象”标志常规时代的回归
“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及特朗普在传统媒体的一片喊杀声中竟然逆袭成为“黑天鹅”，标志着“常规时代”业已到来。与希拉里仍坚持继续大规模干预外部事务和“价值观外交”的政策主张不同，特朗普的视线主要在美国国内，公开宣称集中资源与精力建设国内，对外适度收缩美国的海外存在规模，不搞“价值观外交”，不与中俄等大国对抗。
我只关心美国、世界关我何事，特朗普的竞选语言会令人联想到美国在20世纪来临前的那种状态，它所流露的是一个曾经的霸权国家在现实语境中的疲惫和无奈。可以感受到，特朗普是以美国作为普通大国而非霸权国家为前提来思考问题，而希拉里则代表着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非常规时代的娓娓余音。如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已为事实，它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几乎半数的美国人，已在心理上接受世界回归“常规时代”，和美国也回到自身历史在大部分时间里的那种状态的事实。如果特朗普兑现他在竞选期间的承诺，这将意味着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次重大转变。
美国将以普通大国而非主要的领导型国家的身份参与世界政治，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美国吗？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很多人已经习惯了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领导者的世界格局，并把这种状态视为当然。在特朗普强烈表现出要向“世界”告别的时刻，我们也要调整心态，接受世界回到常规状态和美国将主动在很多领域放弃领导者角色的现实，并要思考在一个“霸权之后”的世界，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美国“退出”，世界将会怎样
美国对“世界”的退出，对全球政治来说会喜忧参半。喜的是，那个动辄四处干涉、让世界各地风烟滚滚的美国，将不再为我们所见;忧的是，如果美国全面放弃领导性角色，全球政治将缺少一个有力的公共物品提供者。一个寻求霸权的美国是世界的麻烦，一个寻求卸下国际责任的美国将是世界的损失，在一个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各种挑战日益加剧的年代，国际公共物品提供者的缺失，将可能导致全球政治的更加混乱无序。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特朗普的美国将不再代表人类的希望，而自二战结束以来所形成的世界秩序，也将逐渐陷入风雨飘零。在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与七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既有秩序安排已经承载不了新的现实，再也自然不过，然而，旧秩序的塌陷，并不意味着新秩序就能很快顺利到来。全球各国因应美国之变而做出的政策调整，也可能会给全球政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如何在混乱中重建秩序，是已经到来的常规时代新的巨大挑战。能不能安全无恙地趟过旧秩序崩溃所带来的风险，要看人们在巨大的时局变更面前，能不能有效调整对世界的看法、在知识范式上能不能做出更新、在制度架构上能不能做出改变。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像1919年参加过巴黎和会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目睹大国政治家们的错误选择时，痛心感受到的那样，“我们的观念、习俗以及倾向无法跟上物质变化的步伐”，而实际上，当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乃是源自“非物质的精神机制的失败”，化解这些问题，“除了需要头脑清楚一点，其他什么也不需要。”(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