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的前一天晚上，促销的鼓声愈来愈密，直到8点多，王海的两个手机还在轮流响起，他给下属布置了100万元的抢购任务，一天了，才花出去一万多。据王海介绍，为了“备战”双十一，他们在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城市的十几个收货点，分批购买了大约价值60万的白酒。这个双十一，他将主要目标锁定肉类、保健品和服装等，预计索赔1000万。（11月14日《北京青年报》）
职业打假人是一种特殊化的存在，他们利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以一种正当模式存在。同时高举着打假的正义旗帜，将其衍生出一种谋生甚至取利的手段。自然，这种行为也频频受到争议，并被视为一种灰色的产业。双11是消费者狂欢的节日，因为海量的数据下是巨额的交易额，以及后续庞大的物流。自然，双11也成为了职业打假人集中打假的契机，作为打假第一人，王海把自己的专长和灵敏发挥到了极致，锁定特定的目标和主要平台，以期实现千万之巨的赔偿。
基于对假货的愤怒，消费者对职业打假人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并在道义与行为上给予支持。毕竟，“打一点是一点”的想法，已成为大多数最基本的认同。不过，职业打假并没有想像中那般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毕竟从法院系统统计出来的数据看，在维权案例之中，职业打假人的占据了绝大多数，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行为。没有所涉假货信息的公布，没有后续的行政处罚跟进，作为民间的维权和打假行为，无法衍生出最大的公共利益。所具有的，也正如网友所说“光顾着索自己的赔”。
当然，让职业打假人像职能机构那样公开信息，并要求他们积极作出后续的处理显然并不现实。更何况，其自身的合法性也还有待明确。随着9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结束，条例中第二条最新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将不再受保护的规定引发了消费领域的极大关注，这是自1994年消法实施后首次从法律层面上就争论20年之久的“知假买假”问题进行明确。
有了“畸形产业”的标签，以及部分职业打假人采取的敲诈手段的影响，职业打假人现有的生存模式注定难以为继，真正受欢迎和有前途的打假模式，当从自利而转让公利，以“知假购假”而升级为“替人打假”，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供咨询与服务，并将自己的功能扩大到最大化，那么其打假的价值才会得到充分体现，这样的打假模式与生存法则，才会有持续的空间。否则，其打假的成效越大越多，对于公众来说也是“他人之事”。
应当看到，随着职业打假人的相对特定化，以及手段的单一化，功能的自我化，公众对这个特定群体的认识也在悄然发生转变，从之前不遗余力的支持，到时下的相对性质疑，以及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都意味着抱团作战的职业打假人，他们的“双11狂欢”已不再具有价值认同的张力。相反的是，在社会整体维权意识不足，能力偏弱的大背景下，职业打假人越是活跃，越是强大，越是具有某种反讽的况味。毕间，打假的职业化是大众性的践径，而非小众化的游戏。只有当每个市场人或者社会人，都具有了职业打假的能力，能像职业打假人那样遇假即打，才能让制假售假者真正付出惨重的代价，“天下无假”的目标才会有可实现的基础。
正是基于职业与非职业，自利与公利，小众化与大众化的区别，才使得职业打假长期饱受质疑，也让其发展前景蒙上阴影。不过，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象，职业打假的存与废，都将引发法治社会下如何提高社会整体效能的思考。
（责任编辑：李焱）
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