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掀起“计划与市场”的著名论战起，政府与市场关系历来是学界和实践家的热门辩题。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张维迎教授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产业政策的“林张之争”，再次将社会带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辩热潮中。
一、政府与市场是一对历史的、动态的关系
在切入正题前，先看一个熟悉的生活例子。一般地，家长监护程度随子女成长状况而动态调整。一方面，家长监护因时而异。对于婴儿，家长全面监护；对于青少年，家长监护高度介入，但子女自主权逐渐增加；在成年期，家长由监护转为引导，子女逐步自律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家长监护因人而异。由于人的成长千差万别，在同一年龄段，有的小孩自理自律能力高，家长在必要监护之余可给予其更多自由度，有的小孩自理不足、毛病不少，家长监护不能丝毫放松，有时甚至要逆向加强。若对婴幼儿放任自流，或对成年子女高度管控，或对其成长过程采取固定监护模式，都会面临子女成长和家庭关系的困境，轻则孩子逆反，家长骂娘，重则家庭动荡，社会遭殃。
政府与市场关系何尝不是如此。若把政府比作家长，把市场比作子女，把市场发育比作人的成长，那么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是家长与子女监护关系的一一映射。看似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一旦与实践相结合，在多数情况下应如常识般通俗易懂，此之谓“大道至简”。如此，我们发现，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动态的关系，而非臆想的、静态的关系，不同工业化阶段、不同市场发育程度、不同产业生命周期乃至不同禀赋条件，必然对应着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二、政府市场关系与发展阶段错配教训深刻
基本规律因显而易见，而常被忽视。作为一对影响发展全局的战略性关系，两者关系处理不慎可能导致巨大的经济政治损失，这方面教训俯拾皆是。
1989年形成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强调市场绝对主导作用，由世界银行、IMF等多边机构推行全球，并将其作为援助贷款附加条件。“华盛顿共识”向世界宣告，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高级阶段的弱政府、强市场模式，应作为各国敬奉的圭臬。但是，“华盛顿共识”却忘了告诉世界，欧美国家在工业化早期阶段，政府干预是家常便饭。大家对今天的硅谷作为全球市场化创新标杆耳熟能详，但对美国国防部、NASA采购，西部开发规划和移民政策在硅谷初期成长中扮演的“男一号”角色了解不多。以“华盛顿共识”为绝对标准和固定公式，意图机械化的套用到国情禀赋迥乎不同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工业化初级阶段国家）中，属于发展阶段与政策的严重错配，不可避免地遭到普遍挫折。
作为前发达国家的俄罗斯采取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后，放弃政府管制，大搞市场自发调节，最终治疗无效，休克不止。韩国依靠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崛起成为战后新兴经济体，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接受了IMF附加“华盛顿共识”的570亿美元援助贷款，过早实行高度自由化政策，导致八大本土银行均被欧美银行绝对控股，三星电子控股股东更在此次改革后转为花旗银行和摩根斯坦利，终为他人做嫁衣。20世纪90年代初，政治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普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由于急于获得西方贷款，纷纷接受“华盛顿共识”结构调整方案，历时20多年均未达到预期发展目的，不少国家经济社会甚至全面衰退，空叹“此恨绵绵无绝期”。西方开出的普世药方，连俄罗斯和韩国两个“成人”都消受不起，更遑论处于“婴幼儿”阶段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了。且如林毅夫教授所讲，理论的适用性只能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
我国一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未照单全收，而是在借鉴基础上创新地将政府与市场关系，与各个时点的国情紧密结合，形成影响国际的“北京共识”，这已成为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借鉴蓝本。自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以看到伴随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政府与市场关系始终在动态调整与优化，这是我国源于具体实践的重大理论贡献。
三、因时因地的动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毋须讳言，今天我们在不少领域，还存在政府市场关系与发展阶段错配、机械化简单化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导致政府既有不作为，也有乱作为，走了一些弯路。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深刻洞见到，中国当前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市场管的过多而政府管的过少，尤如民生、环境、过度超前消费等领域。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行业发展差异巨大，处于各个工业化阶段的地区将共生，处于产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行业将共存，各地结构调整快慢不一，必然决定了多种模式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将在一个相当长期内百花齐放。“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是国家层面的总体指导，具体实践中还需动态化、多样化、精细化地细分研究，在新形势下探索各具地方特色、行业特色的操作方式，这就是“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写照。现在一个突出倾向是重点解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对结合实际“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视不足；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影响犹存，这些因素值得高度关注，以便我们在研究、对待两者关系时秉持更加认真和谨慎的态度。
当前，国内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总体已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但在具体领域政府、市场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方式都需要全面升级。其中，一些成熟产业领域可由市场发挥决定作用；很多新兴细分领域正在发育成长，不具备国际比较优势，政府仍不能失位。在国际规则下保护幼稚产业，开展产业体系战略管理，支持创新企业探索无人区，协助企业沿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培育兴实体、抑投机氛围，凡此种种，均要考验政府执政艺术和智慧。在民生、环境、配套等领域，更是需要逆向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大政府作用，履行法定职责，树立先进表率。不容忽视的是，市场本身也需引导升级，由无序、粗放发展转向自律、自觉发展，由唯利益导向，向兼顾社会责任、城市使命和国家战略导向转变。
对于广大中小城市、城镇及地区而言，主要任务是结合工业化初中级阶段需要，酌情利用政府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挖掘禀赋优势，革除寻租陋习，培育特色产业，创造带动市场，形成工业化快速推进局面。中央政府则需要在各地的自主探索下，发挥好宏观调控作用，建章立制、扬长避短、统筹协调和战略平衡，奏响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政府市场关系的优美和声。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因地因时制宜的、动态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少走弯路，支持全国向“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稳步迈进。
作者：彭坚，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一所所长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