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认为人们会在具体条件下追求最大利益，条件变化，利益变化，人们的选择也随着变化。古代农耕文明时代，科技不发达，工商业发展缓慢，交通与通讯落后，在这种条件下，儒家思想与相应的制度曾经是非常先进的。
从现代产权经济学角度看，一个国家的财产制度对该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巨大。对于古代中国财产制度，比如孟子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现代产权经济学告诉我们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换的前提，也是个人之间达成自愿合约的前提。但清楚地界定财产权利也是有代价的，在古代科技与经济欠发达的农耕社会里，像土地、耕牛、农具等财产只能界到家庭，而没有界定到每个具体的个人。
这与欧洲中世纪封建庄园经济不同，欧洲当时的主要财产权利比如土地界定到庄园，而不是每个家庭。西欧封建社会里，一方面没有全国统一的市场，另一方面庄园之间的交换与契约不如家庭之间那么方便与深入。所以，具备更广泛的全国市场与界定更清楚的财产权利下，中国古代市场经济比欧洲发达，科技水平与经济发展也比欧洲先进。
古代中国社会人口较少，土地较广，所以，人口成为相对稀缺的资产与财富。虽然儒家强调界定财产权利的重要性，但他们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相处与交往的制度建设，那就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上下尊卑的等级身份制度。
这种上下尊卑的身份等级制度在社会上分为三个层次，底层是家庭与家族，按照三纲五常等伦理协调；中间层是乡村，由乡绅按照儒家身份等级制度自治；上层是县以上则由文官治理系统，此系统最顶层则是皇帝。三个层次的治理均按儒家思想身份等级制度进行。比如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与父子结构相同，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套身份等级制度不仅符合人口稀缺、价值较高、从而配套的制度设计更精细明确的经济原则，而且符合权责对称，利益与代价对应的经济原则。比如父权家长之下，父亲是家族的首脑，对家庭成员拥有很大的权利，比如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等，家庭成员违反父亲的意志，不遵约束，父亲自可行使威权加以惩责。与此同时，父亲作为一家之长也得承担家庭对法律，对国家的责任。比如家庭漏缴租税有罪，罪有家长承担；服舍违式，罪坐家长；居丧之家，男女混杂，饮酒食肉者，罪坐家长等。
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一传统分配思想的误解。其实这里的“均”是相对个人身份等级而应得的报酬，比如父亲得到父亲应得的，儿子得到儿子应得的，皇帝得到皇帝应得的，不同级别大臣得到与他们身份等级相应的报酬，这就叫“均”，而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平均”，吃“大锅饭”。
在科技与经济欠发达的农业文明社会里，如果建立现代政治法治制度，那将规模不经济。好比在农村，马路虽然不如城市来得宽阔平整，但行人、车辆较少，于是，农村的道路往往没有车道之分、没有隔离栏、没有红绿灯、没有交警等等。也就是说，如果把上述交通设施与人力资源的代价分摊到有限的交通流量之上，那将十分昂贵。
同样道理，如果经济不够发达，科技欠发展的条件下，在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建立一套现代政治与法律制度，如果把投资于制度建设的代价分摊到每个人，每项事务上，也将是十分昂贵。
只是到了近代，西方社会实施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上实行法治，从而有了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家庭为本位的身份等级制度，相比市场经济与法治面前，才显得效率不高，相对落伍了。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先是在经济上承认尊重个人权利，实行市场经济，才有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我们在承认尊重个人政治权利，实行现代政治法制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中国经济学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