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中国）是时候取消增速目标了。”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Alfred Schipke）的这一言论。据悉，这是席睿德在9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其2016年度中国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举行的解读会上作出的正式表示。
席睿德解释称，这是IMF首次在对华年度磋商报告中给出这一建议，2015年的磋商报告建议采用有一定范围的增速目标区间。今年的建议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看，最理想的是取消增速目标，次优做法是将增速目标设定得更为现实，不然，至少也应进一步扩大增速目标区间。“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没有增速目标，仅有增速预测。”席睿德就取消增速目标的建议进一步表示，这样的做法会提高政策制定者的灵活度——如果经济、就业情况还行，增速稍有下滑，不一定非要刺激；如果增速下滑太快，也不是不能进行必要刺激。
每年一到夏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会陆续发布对各成员国有关宏观经济审议的“第四条款磋商”报告。在今年八月份正式公布的2016中国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中，IMF预计中国经济全年增速为6.6%，高于年初预测的6.5%。另外，IMF对中国在诸多领域，特别是在利率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及城镇化进程方面的结构性改革表示欢迎。报告强调连续性、协作性和清晰性的国家政策是经济平稳过渡的关键，全球经济也将因此受益。IMF这些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积极判断，为前不久召开的G20杭州峰会注入了信心。
然而正如席睿德所指出的那样：“真正重要的不是今天的增速，而是未来那么多年、具有可持续性的增速。”在中国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果，且中国仍对世界经济增长持续贡献三分之一以上的当下，IMF对于中国预先制定增速目标，再不遗余力实现目标的基本模式提出改革建议，可以说自身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如果不是被严峻的当前经济形势和不容乐观的未来经济预期所逼迫，实不至于要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一基本模式。IMF这一建议背后的逻辑和判断，值得国人细细思量。
过去几十年来，GDP增速成为衡量各级政府成绩的首要指标。制定GDP增速目标，招商引资努力实现甚至超额实现增速，成为各地政府最大的工作。依靠县域经济之间的互相学习和你追我赶，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发展，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也确实得以提升。
如果说之前的最大问题是GDP太少，国民拥有的产品和服务太少，我们通过制定增速目标成功地追赶了上来，那么中国目前的GDP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甚至按照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购买力平价（PPP）”的算法据说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我们目前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产品和服务缺乏，而是结构不合理，增速代价太昂贵，增速不可感以及发展不可持续。
有鉴于此，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增速合理区间，一些地方政府如上海市，在2015年初就已经率先提出不设GDP增速指标，而是卸下包袱，将重心转移到调结构、发展新产业体系上。上海的率先，并非其在GDP增速上毫无压力，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目前情况下还追求增速，满足的是面子和数字，葬送的是民众的幸福感和未来的竞争力。二者孰轻孰重，判断起来应该不难。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16年的经济工作重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要完成这五大任务，又要“不甘人后”地完成经济增速目标，这不啻于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一心不能二用，当地方政府纷纷惯性般地想着先完成硬性的经济增速指标再说其它的时候，改革的五大任务可以说已经失败大半。如若不信，请看当前房地产和信贷业的疯狂。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