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25日至26日，“使全球治理更加有效和包容：二十国集团与联合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上外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外G20研究中心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20研究中心联合承办，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和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协办。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尼等国的30多位专家与来自国内的50余位学者，就G20的时代任务、发展目标及面临的难题等展开讨论。现摘取与会部分专家发言与读者共享。
全球治理需要创新路径
约翰·科顿（John Kirton）
创立于1999年的G20，一直承载着两个特殊的功能：第一是提供全球金融稳定，第二是服务于世界各国的全球化进程。这些曾经也是联合国的重要任务，遗憾的是，联合国在这些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似乎并未体现出相应的影响力。事实上，联合国与G20的关系，曾经一度非常微妙。不过，今天的联合国开始在G20关心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与中国在G20中的领导力日渐增强攸息相关。
G20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忽略（1999-2008）、参与（2008-2015）、影响（2016）和创新（2016—）。
第一个阶段——联合国被G20忽略。从1997年到2002年，世界陷入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为应对次贷危机，G20成立了财长会议。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至今，G20专注于金融，致力于稳定经济与刺激增长，而中国在此期间为世界提供了重要的财政、货币和金融刺激。
第二个阶段——联合国参与G20各领域事务。2008年，联合国秘书长参加了华盛顿峰会。2009年的伦敦峰会公告中，联合国被提到的频率增加了，而这意味着它的地位在提高。2010年首尔峰会上的首尔发展共识，成为峰会亮点。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中，G20反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埃博拉病毒的爆发促进了国际卫生组织的改革。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恐怖主义、难民、核能等问题的探讨，显现了浓重的联合国“色彩”。在此阶段，中国支持G20的大部分决策。
第三阶段——联合国整体上影响G20。中国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主办方，一开始就十分注重提升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比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底的一份关于G20的文件中，表明了他对联合国的充分重视。2016年5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了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可望达成的“十大成果”中，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排名第二，非洲及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倡议榜上有名，联合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气候协定也在名单之列。显然，联合国对G20的影响越来越大。
2016年杭州峰会以后，G20和联合国之间又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认为二者会进入一个“创新阶段”。杭州峰会可以通过以下创新的方式，给予联合国更大的影响力。第一，保护世界海洋和生物多样性，支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二，保卫国际健康，从面对寨卡病毒和非传染性疾病到支持区域与国际卫生组织。第三，建立世界现在急需的国际能源与国际环境组织，将习近平主席的“生态文明”理念带给全世界。
今天，全球治理需要创新路径。中国与联合国需要共享国际领导任务，防止欧美因特朗普和英国“脱欧”导致的倒退及保护主义的抬头。今天，中国是唯一一个增长与开放的国度。我们从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战略中可以看出，中国已开始承担国际责任，中国已知晓国际合作与治理的重要性，并重视和发挥联合国的影响力。
（作者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20研究中心联合主任、政治学系教授）
应对不断走强的反全球化情绪
特里斯丹·塞恩斯伯里（Tristram Sainsbury）
当前，全球化发展之路遇到诸多障碍，一些国家而且是发达国家开始出现一股愈发强烈的不满情绪。解释其原因，我们需要重点考察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状况。自2012年1月至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12次下调全球经济预期增长率。目前，全球经济持续走低，失业率偏高，公司企业大量压缩成本，而不是广泛投资。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全球经济风险正在加剧，不平等现象愈发尖锐。
从英国“脱欧”开始，全球风险接踵而来：特朗普现象、贸易保护主义、土耳其政变、欧洲系列恐怖袭击、意大利可能将要发生的银行危机、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的剧烈动荡。
面对风险，G20正在走一条“边走边看，稳中有变”的发展道路。G20正在积极行动：在前两次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G20在完善金融安全体系、国际税收、金融规范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毫无疑问，这些举措正在发挥积极作用。
但是，我们依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G20与全球治理也正在遭到人们的诟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评G20并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在金融、贸易（持续增长的保护主义威胁）和信息（匮乏的边境移民管理措施）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尚未得到解决。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阶层没有享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这些都导致愈发强烈的反全球化情绪开始蔓延。这将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性风险。
化解这些风险，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总体而言，大部分有关全球化的措施都是各国独自出台的政策。在社会安全体系、卫生健康体系、劳工市场政策、教育与继续教育等方面，各国之间并没有太多相互协调的空间。在这方面，G20需要加强协调并拿出解决措施。第二，G20需要顾及民众的需求，提出一项有关全球化的共同议程，明晰全球化目标和途径。第三，G20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一起，共同加强和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安全。
（作者为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G20研究中心项目主任、研究员）
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有助于提升中国软实力
黄严忠（Yanzhong Huang）
全球卫生问题与世界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密切相关。冷战后，全球卫生就已成为与世界政治高度相关的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艾滋病蔓延速度加快，生物恐怖活动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全球性流行疾病不断爆发，世界各国都开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卫生问题。
这些问题与挑战不仅包括新型未知传染病的出现（如艾滋病、重症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寨卡病毒），也包括由于休眠病原体被激活而产生的疾病（如血吸虫病、埃博拉出血热），以及非传染性疾病的显现（如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以及诱发上述疾病的外界因素（如肥胖、吸烟等）。
与此同时，一些外在的社会因素同样也会导致卫生健康问题，例如教育、住房、管理等，这些因素逐渐开始引起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就世界卫生组织自身的能力和资源而言，其扮演全球健康卫士的角色已经力不从心，甚至力有不逮。
相比之下，G20是由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20个经济体组成的国际组织，占全球GDP的85％、世界贸易总量的75％，同时G20涉及的总人口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如此规模的G20对全球卫生治理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全球卫生治理与世界经济相辅相成，也是促进G20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全球卫生治理是否能成为杭州峰会的关注重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努力有目共睹。我相信，对于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视，既有助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软实力的提升，又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加强，促进中美双方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在明年德国汉堡峰会上，中国或许将成为全球卫生治理在G20议程中的有力推手，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美国西顿大学教授、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
G20公共外交：全球治理工具
凯特琳·拜恩（Caitlin Byrne）
G20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G20议程所包含的内容及其影响不可避免地会涉及G20外的机构和事务，譬如主要的区域性机构与组织、G20和非G20国家的普通人民等等。公众的参与将有助于G20推进其全球身份，进一步增强其合法性，同时增强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力。
但是，这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第一，就其当前的形式而言，G20公共外交虽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依旧是仅适用于某一方面的特定目的、内容较为分散、并且容易受到相似的非正式组织活动影响的一种公共外交形式，因此，其当前能够发挥的作用依旧是有限的。
第二，G20本身的性质，也就是从危机应对型机构向经济治理效用巩固型机构的转型，难说成功。
第三，在精英政治和专业机构之外更大的环境中，G20并未得到广泛的知晓和理解。这些不足如果任其发展、不加改善，那么G20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合法性将会被削弱。
“公共外交”这个概念在当前探讨全球治理问题时常被忽视。然而，公共外交已日益上升为各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元素之一。全球公共外交的参与者已扩大了他们的外交领域。公共外交正在成为一项不断发展、蒸蒸日上的事业。
今天，推进公共外交最有效的方法是重视建立与维护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消息传递与发布；突出交流活动中的便利化特征，而非采取控制与限制的方式。我们需要在互信共识、共享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建立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它还是一种深度交流的过程，反映各方参与者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念和规则意识。
显然，G20需要高度重视公共外交这个参与全球治理的有效工具。
（作者为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国际关系系助理教授）
中国大力推动全球气候治理
艾拉·科科特斯（Ella Kokotsis）
G20首次领导人峰会于2008年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时，更多是寻求如何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因此对气候治理只是一笔带过。不过，2009年伦敦峰会发表声明，要采取措施治理不可扭转的气候变化。此后，G20对气候治理的态度愈发积极，目前共达成51项气候和能源承诺，履行率在68%左右。
在G7和G20中，承诺履行率最高的国家为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而履行程度最低的为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同时，G20对气候问题的承诺履行率也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在早期峰会中，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履行率较低，但在2010年后开始上升，于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后达到巅峰。这当然都是好现象。
要提高G20有关气候变化的承诺履行率，我们必须积极利用国际法和反复申诉的制度，还可以考虑成立部长级会议，并在峰会召开同年增加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峰会。
中国外交部已经确认气候变化将是此次杭州峰会的十个主要议题之一。中国也正在积极推动其他G20成员国正式批准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G20需要总结过往的成功经验，沿着过去的方向继续推动气候变化的议题进程。G20需要将气候保护置于经济、健康、发展和安全议程上的前沿位置，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工作。
（作者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20研究中心问责制研究项目主任）
G20应致力以人为本的增长模式
林优娜(Jona widhagdo Putri)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人口众多，人口总数超过2.5亿，仅次于中国、印度、美国，居世界第四位，印尼也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
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还在蔓延，印尼的经济陷入混乱。因此，加入G20或是其他一些政府间组织，对印尼的经济恢复和稳定性增长非常必要。与此同时，印尼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全球经济改革及平衡性、持续性的增长，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印尼已经保持着每年5%的经济增量，这对平衡亚洲的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G20要解决的是具有挑战性的全球问题，而经济差距又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的拓展和深入，贫富差距不只是印尼国家的内部问题，更是全球性的问题。
经济问题引发不少社会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上大学是件很容易的事，而在印尼，大多数家庭只能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由受教育程度引发的就业问题也成了一个现实挑战。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访问印尼期间，提出加强两国多方面互联互通、交流合作，对印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尼是印度洋的海洋支点，中印之间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延伸，必将产生密切联系。印尼未来着眼于创新性经济、数字经济创新、经济型政府、海上互联互接的发展。印尼将继续发展以人为本的经济，与G20共同努力来解决世界经济的不平衡问题。
（作者为印尼大学国际关系学讲师）
新型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体现
郭树勇
全球治理的本质，是由国际社会采取共同的行动处理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能够实现危机管理、强化国际协调、构建多层次的国际互动和制度创新。
杭州峰会是全球治理历史上的一次盛会。一方面，它将见证三大治理系统的竞争与合作；另一方面，杭州峰会后将加快催生新的全球治理系统的诞生。
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将出现“四个可能”：一，在治理主体上，G20将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通过加强自身机制化、规则可操作性和承诺可评估性等努力，综合G7与联合国的优势，G20可能成为新的全球治理的网络中心。
二，在领导结构中，可能出现G20与联合国的“联合领导”。G7将逐渐融入到G20的框架中，通过与“金砖国家”的互动和协调而发挥作用。
三，在治理领域中，可能实现“全覆盖”。通过G20与联合国的竞争与合作，全球治理议题将进一步向非经济领域，特别是安全、健康卫生、气候变化等领域扩展。
四，在决策过程中，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可能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议程倡议、议题制定、规则创设、承诺执行等方面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没有G20的发展和机制化，全球治理就难说有保障； 没有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参与，G20也难以取得实质性的发展，也就不能继续体现它对于G7的优势； 而只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治理的核心舞台，才能更加重视金融、经济等传统核心议题之外的民生议题，这是一种新型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集中体现。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G20研究中心负责人、教授）
加强G20研究，主动对接国家战略
曹德明
G20为应对危机而创立，它为稳定国际金融体系、恢复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近年来，上海外国语大学立足多语种、多学科综合优势，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汇聚中外高端研究团队，打造高校协同创新平台和高端智库群，在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组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上海外国语大学G20研究中心的成立正是这一特色的体现。通过多年努力，中心于2013年入选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与多伦多大学G20研究中心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
近年来，上海外国语大学充分发挥多语种和政治学优势，推进G20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G20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其构成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区域的平衡。G20采用协商一致原则运作，为不同区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平等对话的平台。这意味着G20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存在内在关联。通过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和G20研究，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相关国家和区域，从而服务于“一带一路”整体战略。这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的积极举措。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
全球治理需从改革知识体系做起
姜锋
杭州峰会即将召开之际，国内外学界同仁相聚上海探讨和交流对全球治理的观点与智慧，以此表达我们对此次G20峰会的热烈期待和良好祝愿。
在研讨过程中，学者们集中关注“G20与联合国的关系”、“G20与全球经济治理”、“G20中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国在G20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等话题，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诸位在学术讨论中的人文关怀：大家担忧全球问题的日益严峻，认为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须进一步发展，也意识到世界主要国家要承担起共同的责任，更期待着各国共同为人类走向美好未来做出贡献。这些担忧、观点和期待无一不实实在在，又颇具见地。
G20诞生于世界经济危机之中，给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提供了充满希望的平台。我们也认识到，任何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来看都是知识的危机，有效应对全球挑战需要改革已有的知识体系，构建新的全球知识体系，为此需要加深各国、各文明圈的相互认知，而“包容”理念是相互学习与认识的基础。
（作者为中共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全球治理写入党的文件是个重要信号
栾建章
全球治理需贯穿三个重要原则。一是有效性原则。要搞好全球治理，主要的问题还是发展，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本国发展上，同时做好国际发展，这属于全球治理中的治本问题。
二是包容性原则。中国提出全球治理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的一种实践、一种探索，体现了包容性原则。
三是全面性原则。一般全球治理指的是全球经济治理，但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其实是把“全球”这一概念延伸了，不只是经济方面的，它也包括全球安全方面、政治方面的治理。中国重视通过G20峰会这一平台，推进全球治理。中国肯定会对全球治理作出自己的承诺，提供中国方案。这也就是说，在G20和全球治理方面，将会留下深刻的中国印记。
中国今后将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因为这不单是中国政府的承诺，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承诺。党的十八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我国要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并和世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其中专门有一条“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而这是其首次被写入五年规划中。这些都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大家可以期待中国今后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相信有了中国的参与，全球治理的形势和面貌将会发生很大变化。
（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
向世界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燕爽
全球瞩目的G20峰会即将在中国江南美丽的城市杭州举行，中国对此次峰会予以高度重视。虽然是在杭州举办，上海也感受到了G20巨大的影响力。除了专家学者为峰会贡献智慧以外，上海市民也积极配合。尽管网民对严格的安检措施有微词，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对G20抱有极大期待。对安检措施，我们广大国民报以包允的心态。实际上这种现象本身，也是中国走向全球治理的真实状况的一种折射。参与全球治理，既光荣又责任重大。责任要共同承担，也要付出努力和代价。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全球治理观，中国也推出了诸多重要举措，例如引起重大影响的“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等。显然，中国乐意与世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同时也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当然，在实践过程中，中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也受到了一些怀疑。今天，面对在座的各位国际专家学者，我想表达的是，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平等相处共谋发展的愿望是真实的、真诚的、真心的。
当然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还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办好中国的大事情本身就是为人类做出贡献。去年，中国政府宣布要用6年时间帮助7000多万农民脱贫，同时要解决2000多万城市人口的贫困问题。加起来总共近一亿人口的脱贫问题要用6年解决，意味着平均每天就要解决4万人口的脱贫。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时间紧、任务重。消除大面积的贫困现象，做好一亿人口的脱贫工作，是中国对国民的重要承诺，也是对世界和平做出的巨大贡献。我想这里也蕴藏着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法。因此，在继续解决好中国国内发展问题的同时，我们确实也有能力为世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