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问题还在于我们如何细化操作规范，构建起严密的司法制度体系，让客观性证据能够真正主导案件的办理，从而让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考验。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了《“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明确，“十三五”期间，检察机关将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推行以客观性证据为主导的证据审查模式。
现代诉讼证据理论认为，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须通过证据加以证明，只有完整的证据链条才能再现法律事实。佘祥林、赵作海式冤假错案之所以出现，与证据没能成为案件办理过程的核心、非法证据未能及时排除有直接关系。以赵作海案为例，如果检察院不是放弃了DNA鉴定没有得出结论这一重大疑点而是坚持法律标准不予起诉，冤案可能就不会发生。最高检提出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推行以客观性证据为主导的证据审查模式，将可以发挥审前过滤功能，提前排除非法证据，从而降低起诉风险，防止案件“带病”进入审判程序，这对保护当事人权利，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的刑事诉讼历来都强调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定罪标准。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会有许多冤案发生？这些案件在起诉之初甚至审判时没有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吗？当然不是。因此，仅提出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还是不够的，如无严格的规则控制，证据将很容易成为办案人手里的“变形金刚”。所以，关键问题还在于我们如何细化操作规范，构建起严密的司法制度体系，让客观性证据能够真正主导案件的办理，从而让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考验。
针对刑事办案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当下最关键的，是要强调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要完善审查机制和当事人参与机制，让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言词证据和违反正当程序取得的证据，都尽可能被提前过滤，无法进入审判环节。为此，检察机关应当建立完善侦查证据审查机制，不仅要书面审查，更要强调采取亲历性办案模式，从而防范侦查部门证据采集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对于技术性证据，则要实行专门的审查制度。对于发现有瑕疵的证据，特别是对定罪量刑发挥关键作用的证据有疑问的，必须进行调查核实。
刑事办案机关的观念革新也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命运，取决于证据搜集是否全面、证据的使用是否符合证据规则，如果不能更新观念，只搜集有利于定罪的证据，而不注意排除可疑证据，冤案就可能发生。因此，不仅要强调“疑罪从无”，在证据的审查上，还要树立“疑证从无”的观念。对于检察机关来说，不能百分之百拿准的证据，就应当坚决摒弃，绝对不能使其进入审判环节。
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对于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也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没有律师对证据审查的深度参与，非法证据能否完全被排除，是要打问号的。只有切实保障律师的辩护权，特别是会见、阅卷、调取证据等权利，才能更快地发现证据中的瑕疵，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进而将不合法证据予以否定和排除。
以上几个方面落实到位，“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才能真正走进现实，促进严格办案，提升司法公正。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