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瞩目的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即将在杭州举行，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其影响力已毋庸置疑。G20成员人口总和占全球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GDP总值占全球的85%，贸易额占全球80%。在G20框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重大国际经济事务展开平等协商，反映出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
新形势下G20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
当前，全球经济处于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周期性政策向结构性政策转型的关键时刻。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影响还在持续，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各国经济走势分化，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严重分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货币政策方面，各国步调不一：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面临通缩压力的欧洲央行却在扩大量化宽松的路上越走越远；在部分新兴市场开始升息以自我保护的同时，日本等国家则选择通过降息来刺激经济，这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性。
此外，当前国际经济还受到全球贸易增速停滞不前，金融市场波动加大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等问题的困扰。拨开重重迷雾，可见这种种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长期结构性失衡，全要素生产率减缓，收入分配不均和创新驱动不足。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G20的使命和定位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从短期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G20的议题也从短期问题向深层次和长期性问题延伸，期待以此来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引领国际经济合作方向。应该如何实现这样的转型，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G20是否应设立常设秘书处？
目前我们看到，G20峰会诞生之初的“临时身份”，或多或少使得一些会议成果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方面打了折扣。如何才能消除近年来G20会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弊端，提升G20所达成共识的约束力和执行力，对推动G20从应对短期危机的救火员，转变为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协调员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也引发了G20是否应设立常设秘书处的讨论。
笔者以为，G20向更加正式化和高效率的转型是大势所趋，设立常设秘书处的好处不言而喻，它可以使G20国家政策沟通协调更加高效率和常态化，符合各国根本和长远利益，有助于实现G20机制的转型。但由于设立秘书处意味着成员国对G20更大的主权让渡，而且秘书处机构选址、运转程序、组织架构的确定，都将是多个力量板块斗争博弈的结果，远非简单的机构改制。如果贸然行事，容易成为各方势力共同攻击的靶子，削弱G20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作用。
因此，目前的情况下，可以先提倡建立纳入G20成员国代表的“协调工作组”制度，于会议结束后，在执行层面协调各国政策，长期监督会议成果落实情况。比方说，最近落幕的G20贸易部长会议就批准了《G20贸易投资工作组工作职责》，由此实现了G20贸易投资政策合作的机制化。它确立了G20贸易投资工作组的合作范围和议事程序，明确工作组今后将每年召开三至四次会议，定期向贸易部长和协调人报告工作进展。这样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各领域所借鉴。
G20应加强与与非成员国及全球性多边机构的合作
此外，为了实现G20从短期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加强与非成员国以及全球性多边机构的合作也尤为重要。
首先，虽然G20是由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构成的“豪华阵容”，还是有国家质疑为何要由这二十个经济体来决定关涉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重大问题，因此保持与非成员国的良好对话和合作，对G20实现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至关重要。目前一个可行的方法，便是建立与各个区域多边组织的对话和合作机制，现在东南亚有东盟，亚太地区有亚太经合组织，非洲地区有非盟，中东地区有阿拉伯国家联盟，拉丁美洲地区的拉美与加勒比共同体等等，G20可以邀请相应区域组织代表列席每年的会议，进而建立起与非成员国家的对话和合作关系。
其次，G20在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时，还要拓展并深化与全球性多边机构的合作。在当前的合作过程中，G20承担着设定议程和建立共识的政治引领功能，其他国际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和执行方案。因此，扩展G20的“交友圈”，巩固并深化G20与各个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机构的合作十分必要。
目前，G20已基本与联合国以及OECD、IMF等财经领域的国际机构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但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世卫组织等联合国各专职及附属机构的交流协调程度偏低，这就限制了G20在相关领域的实际治理功效。因此，G20可以在召开部长理事会之时，邀请联合国专业职司机构负责人参与相应专业部长会议，从而实现G20与联合国这两大全球性组织在决策和执行层面的并行互动，推动G20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牛萌）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