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始终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将制定知识分子政策视作关系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之一。一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史，既反映了党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认同和重视，又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支持和拥护。
■民主革命时期——重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发挥革命的先锋和桥梁作用
从1921年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现实国情，主要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敌我友的阶级力量配置的视角，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不断探索知识分子问题和知识分子工作，逐渐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知识分子政策，为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党的早期理论中将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作为革命阵营的主要力量并列提出，初步显示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框架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形成于20世纪初，如何认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妥善处理好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党成立后长期面临的一项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重大课题。
党在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一般将知识分子视为同工农一样遭受压迫，“希望有一个民族德谟克拉西的革命”的群体，在中国革命中起着“先锋”或“连锁”作用。李大钊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在于“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当时的中央文件一般将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作为革命阵营的主要力量并列提出。除了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析外，党还对知识分子问题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触及到了知识分子是否是劳动者、归属哪个阶级阵营的问题，正确得出知识分子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属于各社会阶级的结论，并关注到了知识分子没有经济基础、政治立场动摇游离、思想自由散漫、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的弱点。党在早期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中得出的这些观点和认识，虽然多数没有形成共识并上升为政策，但初步显示出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框架。
2、大革命失败后，受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影响，刚刚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现出以歧视、排斥和不信任知识分子为主要内容的“左”的特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下，开始制定自己的知识分子政策。受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影响，党内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刚刚建立的知识分子政策表现出以歧视、排斥和不信任知识分子为主要内容的“左”的特征。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推卸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的知识分子头上，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使党内一度形成反知识分子的浓厚倾向。这种单纯依靠纯洁革命血统来改造党的做法，并未给革命事业带来任何好处。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工人化，出席大会的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41人，所选出的36名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占21人，后来叛变的代表中工人代表占绝大多数，包括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向忠发。受苏联“肃反”斗争的影响，“左”倾思想严重的张国焘、夏曦等人在苏区制造了冤假错案，对很多知识分子进行迫害，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这一时期，所谓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妥协性”不断受到批判，知识分子在党内文件中几乎成了“机会主义”的代名词，不再属于同工农并列的革命动力。
3、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935年遵义会议后，在全民族抗战和党内“左”倾错误路线逐步得到纠正的形势下，伴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和实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渐走上正轨。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是一个专门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党内正式文件，从夺取抗战胜利的全局角度，检讨了过去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阐述了今后的知识分子政策，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建党以来正确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开端。决定下发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断充实。
经过解放战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经比较成熟。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发展党员、选拔干部”的思路，大胆培养和使用知识分子，关心和优待知识分子，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党、军队、政府、群众团体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下，国统区知识分子掀起一场“走向延安”的高潮。用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的话说，我们党“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同各方面“抢知识分子”，最终“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1949年，广大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越来越倾向于拥护党领导的事业，翘首以盼新中国的到来。这种情况足以表明党在知识界的威信空前提高，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取得极大成功。
总之，在民主革命时期党把知识分子问题看作关系革命成败的大事，所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总体上是正确的、成功的，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发挥了革命的先锋和桥梁的作用，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骨干力量，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吸收入党，为党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作出判断：“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夕，党为了适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和政治倾向，对从旧社会过来的200多万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和改造”政策，使他们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
1、新中国成立初，党采取“包下来”的做法，将知识分子纳入单位体制
党采取的“包下来”做法，将知识分子纳入单位体制，基本保证了其生活，并结合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社会运动，引导他们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新中国建设实践，逐步使知识分子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1951年9月周恩来应北京大学邀请作报告，以知识分子一员的身份，展现出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推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亲闻其事的哲学家金岳霖晚年回忆说，周恩来的报告“是了不起的大事”。
党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政策有其特定对象——旧知识分子，有其适用期——一旦他们完成思想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就应废除而代之以新政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变革时期，党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实际上具有两重性：一是从经济地位上，承认知识分子为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二是从政治思想状态上，认为知识分子由于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2、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党开始重新思考和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
到1956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党开始着重从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现代化和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角度，重新认识和思考知识分子问题，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这年1月，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向全党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专门研讨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首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历史上系统地明确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和理论创新的标志。
然而，关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之根本的阶级属性的理论问题当时并没有彻底解决，党内对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还有不同意见，不久，党的八大报告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提法。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倾错误不断发展，其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依据世界观和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实际标准，把知识分子重新归入资产阶级范畴，视作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
3、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党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偏向，但“文革”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步入极左错误时期
1961年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后，党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偏向。党提出继续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出台了“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党内一些领导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怀有异议，周恩来、陶铸主张把知识分子划入劳动人民的范围，陈毅受周恩来嘱托在广州会议上宣布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陆定一设想在文化、教育、卫生领导机关中实行“三三制”（党员、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中间派知识分子），等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举措和看法都具有拨乱反正的意味，然而由于党中央没有彻底清理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当时一些纠“左”的文件都没有触及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的错误判断，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
从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步入极左错误轨道，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党勇于纠正自身所犯的错误，即使“左”倾错误达到历史极点也没有放弃端正知识分子政策的努力。毛泽东说过“老九不能走”（“臭老九”是当时对知识分子的代称），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主持批判极左思潮，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时，都力图纠正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由于历史上党同知识分子已经结成了血肉联系，所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虽然受到种种磨难，但都没有动摇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
4、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伟大历史转折进程中实现了拨乱反正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冲破“左”倾思潮的牢笼，恢复党的正确知识分子政策，“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党开展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680多万件历史遗留案件得到纠正并解决了善后问题，这密切了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这是经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政策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入总结，首次用党的决议的形式，把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确定下来，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具有组织权威和科学权威的正确结论。
■改革开放新时期——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把知识分子同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相联系，把知识分子纳入人才强国战略，揭开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新篇章。
1、1982年宪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
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形成的基本观点，所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基础，是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1982年宪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党的十二大党章第一次明确地将知识分子放在与工农兵同等的地位。党的十四大报告进一步把知识分子提高到决定民族盛衰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高度。这标志着全党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的总体评价已经达成牢固的共识。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它于1977年由邓小平首次提出，标志着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飞跃。在这一基本政策的指导下，党以“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同时积极引导、严格要求”为目标，提出了针对知识分子的各项具体政策，如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的措施，选拔任用知识分子干部的措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等等。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2、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进程是一个与时俱进、探索创新的过程
30多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一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不断推进党的知识分子理论政策的创新；二是紧密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三是充分尊重知识分子的特点和成长规律，把服务知识分子作为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四是不断研究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和问题，探索、总结、完善并逐步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系。
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重大深刻变化，知识分子队伍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知识分子队伍的规模不断扩大，职业结构和领域分布越来越广，社会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自我意识和个体意识日趋强化，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呈现复杂化、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我们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使其获得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成为可能，又要注意到党为适应知识分子队伍的新变化、新趋向所作出的前瞻性思考。
3、创新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应对和解决知识分子领域的新挑战
当前，知识分子领域值得注意的新情况至少有三点：其一，在处理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上，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两极倾向。有的知识分子患上了远离现实尘世的“政治冷漠症”，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大业漠不关心，拒绝承担社会责任。有的知识分子盲目跨越专业领域，表现出对于大众社会和公共问题的“过度关心”，以社会启蒙者和真理守门人自居，希望制造或引领某种社会潮流。其二，在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上，出现了对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结论不认同的倾向，强调二者具有的“天然差异性”，推崇知识分子的“异质性”，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割裂和对立起来，视作一支独立于领导阶级之外的社会力量。其三，从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来看，一些人利用微博、微信、贴吧、移动客户端等互联网新媒体平台，在网络文化空间中强力发声，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形成“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特殊群体。这些新情况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使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对象范围、方式方法、体制机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创新更加紧迫、重要。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把知识分子工作视作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一贯重视人才问题对于执政兴国的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强调，能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也是衡量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胡锦涛同志强调，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切实做好人才工作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多次强调要爱才惜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强调各级党委、政府与领导干部要就工作和决策中的有关问题主动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和建议，欢迎他们提出批评。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要积极采纳；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这些重要思想观点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明确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彰显了我们党凝聚人才、开创新局的历史担当，无疑将激励广大知识分子更加自觉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