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最为坚贞不屈，看重自身节操的群体，尤其在国家遭遇入侵、面临覆亡的危急关头，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视死如归的精神，载之于史册的人和事，可谓连篇累牍，不绝如缕。
但是在日本入侵中国之际，率先投敌的，却大都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汪精卫、周佛海、章宗祥、陆宗舆、殷汝耕、周作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留日学生，轻而易举地就变节为汉奸，心甘情愿地为日本人卖命？这恐怕与他们在日本所受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19世纪中叶，日本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接触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政治文明同时，看到日渐衰落的中国在列强面前不堪一击，便认定西方文明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文明，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则属于一种半开化甚至野蛮的文明。最早提出“打倒”一词的是福泽谕吉，他在晚年著作中，把甲午战争说成是“文明战胜野蛮”的战争，是文明进化的必然。这一理论，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留日学生。
周作人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明白地宣称，应该把我们旧的书籍全都扔到茅房里。而对于日本的文化，从饮食，到文学，则无不津津乐道。
日本人在灭亡中国的道路上，向来用心良苦。侵华战争开始时，有日本文人宣告说：“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实际上这个消灭灵魂的工作，从福泽谕吉就已经开始，而且收效十分显著。
“苟欲灭一民族，必先灭其文化。”一个民族失去文化上的归依，必然导致凝聚力的丧失;而一个人失去了文化上的归依，离汉奸便只一步之遥了。
文化是可以让人为之去死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在国破家亡之际，面对威逼利诱，仍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支撑他们内心世界的无疑是他们从小浸染其中，视之比生命更可宝贵的文化传承，他们相信这个民族的文化绝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败而从此销声匿迹。
不以自己民族文化为骄傲的人，也绝不会以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它的存在。(作者是湖南省湘潭市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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