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屠呦呦获诺奖的东风，葛洪炼丹著书的罗浮山被评为“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葛洪博物馆有望在今年内建成，定位“濒危中草药”物种植物园的葛洪药苑也呼之欲出。关于“葛洪”医药的项目逐渐增多，影响力也逐渐扩展。
然而，笔者认为，惠州要打好“葛洪医药”这张牌，亟待以更高的视角进行总体规划。
葛洪与苏轼是惠州的两张文化名片，他们不仅是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且所言所为泽被至今，这是历史留给惠州的珍贵资源。以往对二者不同的探讨多着眼于两位大家专攻“学科”的不同：一个从民生从诗词创作，一个从医药从养生方法。实际上，从惠州角度看，两者相比，葛洪有另一种优势：苏轼由于仕途颠沛，一生历典八州，大多留下优良政绩和名章佳句，惠州只是其中之一；而葛洪从来与罗浮山紧密相连。也就是说，从文化的稀缺性上说，就惠州而言，葛洪比苏轼还要更胜一筹。
葛洪的特殊性还不止于此。如果说苏轼对今时今日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层面、精神层面，葛洪的价值一方面有道教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更有中医药的实用内容。传承、弘扬“葛洪”医药的全盘规划，也理应以多层面的认识为基础。
首先，是历史角度的史料和器物层面。有望在今年内建成的葛洪博物馆无疑是汇聚和展示葛洪相关史料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惠州还应以罗浮山为自然载体，深度挖掘其中的葛洪元素，将葛洪医药融入罗浮的山水草木之中。
其次，是文化角度的精神层面。葛洪是道教名家，罗浮是道教名山，道教思想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阴阳转化的辩证思想迄今仍不乏借鉴意义。罗浮山虽以道教十大名山之一闻名，但笔者数次到罗浮游览，并未感受到浓厚的道教文化，这方面罗浮山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再次，在笔者看来也最为关键的，是追溯葛洪著述医书“初心”后的实践层面。无论是给屠呦呦以关键启发的《肘后备急方》，还是《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都是葛洪感于“穷乡远地，有病无医，有方无药，其不罹夭折者几希”，而希望实现“使有病者得之，虽无韩伯休，家自有药；虽无封君达，人可为医，其以备急固宜”。联系如今医药改革的大背景，或许更能理解葛洪当年著述的苦心。
由于医疗设备的升级换代，由于医疗服务价格的水涨船高，由于很多西医药物价格居高不下，现在虽有医有药，政府也想方设法降低医药负担，但对百姓来说，一旦生病，往往面临多方面的生活压力。而中医药，特别是葛洪所倡导并着力推动的“家自有药，人可为医”也就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说，定位 “濒危中草药”物种植物园的葛洪药苑必不可少，在此基础上不断挖掘“葛洪医药”对当今医疗的启示意义，并以现代科学的手段将之变为降低医药负担促进百姓健康的医药实践，也就尤为重要。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