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在全球的发病率约为11%，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疾患。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也已成为抑郁症的高发人群。据媒体报道，调查显示，在京一所著名高校已有40人被确诊为抑郁症，约占学校心理咨询中心访问量的两成，其中不乏外表看来优秀开朗的大学生。
尽管抑郁症并非人类历史上的新事物，从亚里士多德、梵高、川端康成到三毛、张国荣等，这些不同年代、不同国度的人都曾深受抑郁症的困扰，但就社会现象来看，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抑郁症患病率逐年增高是不争的事实。更何况，抑郁症在我国的诊断率还很低，相当一部分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可以说，抑郁症的大规模出现有其社会成因，与社会快速变迁带来的社会心理与社会结构上的冲突密切相关，说它是一种“现代病”未尝不可。
现代化带来的一个重要体验是个体的崛起。处于青春期、拥有高智商、求胜心强的大学生对此更为敏感，很容易引发内心与外界的冲突：一方面，他们对自身个性有更强烈的觉醒，对自我实现有更多元的追求；另一方面，他们仍然面临着较为单一的外部评价体系，处于较为传统的互赖型的人际关系。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使他们常常在“应该做”和“想要做”之间纠结，为满足身边人的期待而压抑自身的需求。与此同时，日趋激烈的教育竞争挤占了孩子们从容成长的时间，使其缺乏面对冲突时理性选择的能力，加之处于人生过渡期的大学生活集中了诸多不确定因素，这些都放大了压力、焦虑和迷茫，使抑郁症这种社会性的心理疾病在他们身上突出地表现出来。
在抑郁症的生理诱因之外，我们还须看到，目前社会特有的求助障碍使抑郁症患者难以得到及时的帮助。患者如果向家庭成员或者学校等集体求助，会面临心理压力，认为这是“小我”在给“大我”添麻烦，他们可能会因此自责而不愿求助；如果向陌生人或社会团体求助，则可能会考虑求助的代价。传统观念之下，抑郁症患者面对病痛，很难迈出求助的脚步。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很多抑郁症患者有强烈的“病耻感”，他们不敢直面内心的冲突，也无法向最亲近的家人朋友求助，使这场“心灵感冒”迟迟难愈。从解决上来说，普及抑郁症知识，消除社会偏见和歧视，为抑郁症患者创造一个宽松的舆论和心理环境是非常必要的。此外，还要着力发展病友互助机制，打通陌生人之间的互助渠道，减少救助阻力，也可以让患者更快地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为暂停的生活加满油重新上路。
（施芸卿 《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