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为何踏上“间隔年”

2016年07月11日 08:42   来源:解放日报    ■本报记者 龚丹韵 实习生 吴越

  2009年,80后青年孙东纯写了一本名叫《迟到的间隔年》的书,从此,“间隔年”在中国开始流行。

  它最早源于西方,指年轻人在上学或毕业以后,忽然脱离原有的生活,花一段时间去别的地方体验另一种生活,比如旅行打工、做志愿者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听起来似乎不坏。但中国青年热衷间隔年的原因是什么?是逃离、寻求自我,还是成就一种青年亚文化的抵抗仪式?

  打工·被骂·大哭

  在澳大利亚的那天晚上,上海青年陈哲(化名)强忍着恶心,徒手分拣了几百个沾满食物残渣的脏盘子。三个小时之后,老板说,对不起,我们还是需要经验更加丰富的员工。

  被打发走之前,腰都直不起来的陈哲拿到一个价值15澳元的匹萨作为酬劳。

  在澳大利亚打工旅行的第一个月,他做了7份工作。

  刚到的时候,他幻想能凭自己的电脑技术找一份办公室工作。然而,投出的简历全都石沉大海。一个星期后,他坐不住了,开始到青旅附近的商店,一家家推门问需不需要招工。

  来这里打工要学会“狡猾”。在这里哪怕是去餐馆端盘子都要求有工作经历,大家只好在简历中胡编乱造。

  为了生存,陈哲还穿着厨师服发过美食传单。在有些街区,一边发传单,一边要提防警察过来罚款。

  他们大多只能做一些本地人不愿意干的体力活。时薪最高的是建筑工地,而英文不好的人只能到唐人街的餐馆打黑工,拿平均时薪的一半。

  为了防止自己交不出房租,陈哲也去买了一张“建筑工人证”,上面“证明”了陈哲会使用一些基本工具,比如打钻机。他预备实在找不到工作就去建筑工地“搬砖”。

  好在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轻松的工作:在仓库里分拣货物。虽然每天都要根据指示在大仓库里跑来跑去,但陈哲对自己这份工作“相当满意”。他说,无聊已经是最低级的折磨,能拿到比较高的时薪就是最开心的事情。

  在仓库工作一周以后,陈哲就搬出住了一个月的青旅,搬进了小公寓的双人间,终于告别了和72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厨房间的生活。

  另一位女生潘婧仪,也有过类似的间隔年经历。

  在美国打工时,第一份工作做了一星期,老板娘一分钱没给,直接把她炒了。当时,潘婧仪站在曼哈顿的街口,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去上城,继续挨家挨户找工作;一是走回唐人街,大哭一场。

  她告诉自己,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最终,她选择走上一条充满未知的路,而不是回去大哭。

  最惨的时候,她曾顶着寒风挨家挨户敲门找工作。最拼命的一个月,她每天只睡4个小时,一天打3份工,撑不住了就猛灌咖啡。那一个月,她挣了6500美元。

  年长·未来·迷茫

  直到今天,中国的老一辈人依然难以想象,一个并无社会经验的青年,毕业了本应老老实实找份工作,结果他们却抛下熟悉的一切,背井离乡,跑到地球的另一端去流浪、吃苦,当长期的沙发客、背包客。

  这种不理解,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很多子女已成人成家的国人成长于集体时代,特别安心于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单位、组织、体制可以依靠,甚至包揽自己的生活圈。对组织的依赖感,贯穿了人生的大半辈子,一旦脱离体制与常规,他们就有一种强烈的不安。

  他们对子女的期待,也是按部就班,遵循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中考、高考、大学毕业、找工作、结婚、生孩子。在每个节点上做社会需要年轻人做的事。还比如,他们鼓励子女找一份“铁饭碗”的稳定工作,远超过鼓励子女自己去创业、冒风险。

  然而,时代在今天划出一条鸿沟。今天的中国青年并不这样想。

  谈起“为什么要踏上间隔年”,豆瓣网有各种心路历程。有人这样写:

  从小到大曾经无数次被问:“你将来想做什么?”

  小时候,总是能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各种自己不能深刻理解的答案:当画家、当作家、当舞蹈家……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发现自己原来一直都是不会思考的,不知道我该如何选择前进的方向,而自己想要的又是怎样的人生。不像小时候或许荒谬但是明确的答复。越年长,离“未来”越近,想要回答起来反而愈加迷茫。

  什么是我的人生价值呢?

  我不愿意把它简单地定义成房子、车子,或者找个好工作、嫁个好男人。

  到底什么是我想追寻的,我还是不知道。

  校园里,同学们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奋斗,考研,出国,坚定而执着地努力,我很羡慕很佩服他们这样的状态,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还没有搞清楚,我如果做出这样的选择,意义为何。

  今天的年轻人,已经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他们成长于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他们接触到的互联网文化、商品社会、市场经济,鼓励个人价值、自我实现,并提供了丰富而多元的选择。人生的路不再是笔直的、被规划好的一条道。

  那么,人生该怎么选?不是因为社会和舆论要这样选,不是因为父母的希望要这样选,仅仅是,我自己为什么要这样选?

  扣问意义、原因,思索人生价值是什么,这本是一个人成长中的必经之问,是形成“三观”的重要一环。但奇怪的是在当代中国,年轻人却发现这个“关卡”几乎找不到“引路人”,他们必须独自面对,甚至孤零零地、在舆论的质疑和与长辈争论中求索。

  中国传统一些的父母,不太在乎年轻人怎么想,只在乎“好好读书”“找一份好工作”的结果。当年轻人开始寻求自由、独立,并为之迷茫、思考时,长辈们甚至成为他们的对手和阻碍。

  父母·管束·争吵

  父母,是许多中国青年踏上间隔年的原因之一。

  读大学的4年来,陈哲的母亲几乎每天3条短信,每次都是同一句话:你吃过饭了吗?在接收了上千条这样的短信后,陈哲启用了短信拦截,终于觉得世界清净了。

  母亲对他的管束,不仅仅在生活上。

  上中学时,陈哲就爱上电脑编程。但母亲坚决不许,因为她听说电脑辐射很厉害。高三填志愿时,母亲撂下一句话:“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报计算机。你是小孩子不知道辐射的厉害,但我是你妈,我就要管你。”

  最终,他读了完全不感兴趣的外贸专业。但他并不甘心,靠自学两个月后就做出了自己的第一个网站。他意识到,喜欢的事情就要去抓紧完成。不靠家里的钱,自己养活自己,成为他的心愿。思考了一年后,陈哲去澳大利亚打工旅行了。

  而已经工作一年的佳雯决定辞职,现在正在为间隔年做准备。同样,她对母亲也有抵抗心理。

  佳雯的偶像是歌星王菲的女儿窦靖童,酷,叛逆,才华横溢。她从小喜欢短发,母亲偏要她留长发,她喜欢纯色衬衫,母亲总叫她去试粉色裙子。随着年龄渐长,母女俩争论的问题越来越现实,比如升学、就业。

  为了摆脱母亲强大的控制欲,她决定,只要夺回控制权,在所不惜。一天,在母亲又一次提出让佳雯去相亲时,她爆发了,“唰”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冲向门口,重重地摔门而出。

  “我想死。”她给母亲发了这样一条信息,随后在街上游荡几个小时,凡是母亲打来的电话,一律按掉。

  说出自己争夺控制权的方式时,佳雯两眼看着窗外,没有明显表情。她觉得,激烈的方式虽然不光彩,但无可奈何。只有这种姿态,才足以向母亲传达她的决心。

  有时候,看到一向强势的母亲那么拼命地希望自己接受安排,佳雯也会心疼。她知道,母亲成长的年代里,并不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追求自己热爱的事物,一切服从安排。只是每一次的心碎累积起来,她与母亲之间的高墙越垒越厚,再也难以跨越。

  去新西兰打工旅行,现在成了佳雯紧紧攥在手里的稻草。每年中国大陆地区只有1000个名额,开放后几分钟内就会被全部抢光。她花了4000元,让黄牛抢了一个名额。

  间隔年,近在眼前。

  逃避·长大·回归

  也有人质疑,间隔年是不是在逃避?

  “其实他们都是loser(失败者),过得不好了,就想着要出去,说什么寻找自我,其实只是在逃避。回来之后,这些问题还是要面对,什么都改变不了。”这是一位网友的跟帖。

  潘婧仪也承认,自己踏上间隔年的导火索,是申请去香港大学读研失败。没有被录取的那一刻,她差不多崩溃了。

  回到家的第一个星期,潘婧仪把自己关在房间,谁都不想见,夜里也睡不着,一次次地捶着心口。终于,她想到了另外一条路——旅行。

  也有网友直接承认:“我就是在逃避。原来的生活没法过了,不想工作、不想结婚、不想被人摆布,可是我没有办法抵抗,只能出去。”

  逃离,是许多间隔年旅行者的动机。逃离当下的生活,把希望寄托在未知的旅途中。

  在欧洲当了两个月的“沙发客”之后,潘婧仪问自己:现在的这份快乐,是不是已经抵消了申请失败的痛苦?当初自认为的那条“康庄大道”,还是不是她唯一可选择的路?

  这一次,答案是否定的。她决定自己挣钱,负担旅费。

  但她的想法遭到朋友的不理解。朋友说,你这就是逃避,回来之后,你只会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潘婧仪一边听一边点头,心里却说: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为了急速挣下环游世界的旅费,潘婧仪来到了纽约打工。这段经历让她重拾了自信——这样都能赚到钱,那其他的人生梦都可能会实现。

  她用600天的时间,揣着打工赚来的2万美元走遍了30个国家。在智利的海港,一位海军上尉送了她一本《穷爸爸,富爸爸》,这彻底改变了她。原来自己不想成为一个每天被房子、车子套牢的上班族,而是想要获得更大的财务自由。

  最终,她决定回国创业。现在,她记录自己环游世界的书已经出版,而创业正在开始。

  今天的年轻人,期许着生活快乐、单纯美满。我们的一些教育,一直侧重于给孩子塑造一个纯真世界,屏蔽一切“细菌”。比如,建议把有暴力内容的课文删掉,却不想借此教会学生明辨是非。以为不看社会的阴暗面,他们就能健康成长,却忘记真正应该教的,恰恰是如何面对复杂社会的判断能力。

  走出校门,现实往往将脆弱天真的年轻人击得粉碎。他们忽然发现,身体长大,但自己的心智从未长大。这一课,迟来了很久,现在需要补上。

  你可以说,承受不了当下的生活压力,远行是一种逃避。但也可以说,如果不远行,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迅速成熟、独立,如何补上这节成人课。

  有学者把间隔年的动机归纳为:实现自我、与社会建立联系,以及重新获取控制环境的权力。逃离之后,他们还是原来那个他们吗?许多人是通过间隔年,在身心成长后怀着成就感,以胜利者的新身份重返原来的社会。

  另一种可能·另一个自我

  豆瓣网上,有人写道:“也许是心底的不安分,总想流浪一次。想和世界各地的背包客聊聊天,想看看不同的生活,想在二十岁出头的日子里做一件老了还能够津津乐道的事情。”

  戈溢韡也是这么想的。

  大学期间在法国做交流生时,戈溢韡一个人游历了欧洲16国,她遇到了一个工作两年之后选择间隔年的男生。

  男生花的是自己前两年所挣的钱。他和他的朋友们表现出对生活极大的热情。每天都有一群朋友聚在一起,玩音乐,看电影,就每一个感兴趣的话题互相辩论,聊哲学,一起做饭。工作上,大家又积极投入科研项目,开发可再生能源。

  这群人让戈溢韡感到,自己的生活实在太局限。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可能性。于是毕业后,她也选择了间隔年。

  她喜欢巴黎,虽然地铁破旧,没有残疾人通道,但凡是遇到残疾人,路人都会主动伸手帮忙。他们帮助他人,就好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公共场合的门,走在前面的人永远会为下一个人打开。文化上,法国人的精致又让她着迷。他们坚持,喝水、咖啡、红酒、香槟用的杯子要区分开来,不然就不喝。

  漂泊在外,戈溢韡不觉得孤独。她说,脱离了体制和常规,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间隔年可能属于那些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人。

  她也曾对未来有焦虑,但后来又觉得焦虑无用,不如把握当下,船到桥头自然直。

  戈溢韡说,间隔年之后,妈妈与她相处的方式终于变了。母女闲话家常,不再聊正经事儿。因为正经大事,她都可以自己做主。

  陈哲很喜欢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那么多国家的人在一起工作生活,原先身上固有标签一点点被抹去,在这里,你就是你自己,独一无二。

  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晚上回家自己做做晚饭,看几集《权力的游戏》,或者和国内朋友聊天。生活没什么不同,但他的内心坚定了很多。在外的漂泊感越来越淡,四海为家的底气越来越足。社会就像一列疾驰前进的列车,而他的选择是在中途下车,看看风景。

  对于一些青年来说,或许是天性,他们就是想去看看别人的生活状态,了解另一个世界的人每天做什么、想什么、为什么而快乐、为什么而痛苦,随后发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让中国青年有一种抛下“眼前的苟且”,奔向“诗与远方”的渴望。他们想在陌生的地方做回真正的自己。

  其实,自古以来,旅行就是人类寻求生命的解放和自我的回归。现代都市人更容易在物质和消费主义中迷失,仿佛只有借助陌生的时空,才能重拾感受生活和幸福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大概每一位都市人心中,都潜藏着一个远行的梦。而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唤醒了中国青年心中的梦。

  从全球趋势来看,未来选择间隔年的青年将越来越多。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制度和观念,真的准备好了吗?

  间隔年短史记

  早在17世纪,英国贵族子弟就热衷于花2-4年遍游欧洲大陆,借此扩大视野,学习语言、建筑、地理和文化,这种活动被称为修业旅行,也是间隔年的前身。

  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社会思想变革。与此同时,欧洲各国政府也开始鼓励青年旅行,进行跨国的文化交流,并将间隔年看作推进全人类之间理解与共识的活动。

  1984年英国王子威尔士开启了著名的“德雷克运作计划”,号召世界各地年轻人跟着探险者德雷克爵士走遍全球。

  1998年,两位年轻人创办了以间隔年命名的网站gapyear.com,一举将间隔年推广到网络世界。全球各类间隔年组织大量涌现。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伴随出行方式的便捷、互联网的普及,间隔年进入黄金发展阶段。各种新奇的旅行方式涌现出来。

  伦敦大学安德鲁·琼斯在2004年的报告中总结英国间隔年旅行者的特征:以白人为主、女性多于男性、中产阶级。2007年,澳大利亚学者埃莉萨·伯奇肯定了琼斯的结论,指出参与间隔年的学生,受性别、家庭所在地、语言、高考成绩、文化背景及身体状况的影响。

  而今天,间隔年已不再是富裕中产的特权。除了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政府和大学也开始公开支持间隔年。哈佛、剑桥等名校甚至有一系列支持学生间隔年的基金立项。

  记者手记

  这是一场迷茫青春的突围

  自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从集体主义中脱离,个体化的进程就不可阻挡。经济的私营化、就业的市场化等,都将独立的个体推到时代前沿。

  其实,上世纪90年代,已经有这样一批按捺不住自我、脱离体制的人,他们辞职、跳槽、下海。而今天,80后、90后们则有了更多的可能与选择。

  遗憾的是,整个社会还在依惯性运转,从父母、学校到社会,仍然不鼓励个体脱离体系。我们看到两条线在并行:一条是仍然强大的社会结构,它们是老一代人坚固的价值观、生活观、教育观,无法沟通、难以击碎; 一条是年轻人在互联网和商品社会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独立个性。

  本应两条线彼此支撑互补,长者引导幼者,传承传统,激发创新。但我们恰恰是两条线高度冲突,彼此抵抗。尤其在成绩和名利追求之外,年轻人精神上的空虚荒芜无人问津,最后只有寄托于人类最古老的生存方式——旅行。

  法国学者盖内普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过渡仪式”。

  他说,人的一生有许多重要阶段需要跨过,如出生、成年、结婚和死亡。在这些重要关口,人们往往会举行仪式,甚至寻求一种仪式感。比如,领了结婚证,许多人仍不能感受到人生进入新阶段,非要通过一场盛大的婚礼仪式才行。

  成长同样如此。怎么才能表明自己已经成人?这一点在中国尤其困难。中国父母一辈子都没把孩子视作独立个体。中国青年毕业以后,自己也不这么认为。他们普遍觉得,需要经历“一些事情”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以此为学生时代人生课的长久缺席进行“速补”。

  间隔年大概就是这样一颗“速效救心丸”。它能同时向父母和自己证明,我确实长大成人,独立自主,有了应对未知和突发的能力。有人把间隔年之前和之后称为“世俗”,把间隔年看作“神圣”,这就是一种成长的仪式感。

  新浪等机构曾发布过一项调查:28岁以下的年轻人是海外游学的主力军,有73.3%的年轻人表示很想去体验间隔年。间隔年旅程对青年价值观的形塑有很强作用。

  或许,它只是迷茫青春的一种突围。但仪式总有结束,没人永久活在仪式之中,也没人能消受永无尽头的间隔年旅行。

(责任编辑:范戴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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