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以一茬一茬的领袖人物的提炼概括为代表性理论，既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又有当任领袖的个性。新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目标，其理论的依据、即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国情总体未变等共同课题，然而，这三十多年来社会转型迅速、发展迅猛，每一茬领袖人物遇到“小阶段”有前任领袖没有碰到的不同课题，他们在各个阶段的实践中留下了宝贵的、各有特色的理论成果。而且，每一茬领袖对他所对应的小阶段的理论概括，对所在阶段的实践指导，最为直接、最有针对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时代的步伐走得真快，历史的一瞬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这意味着，我们离开两个“百年”中国梦的“第一个百年”，只有5年时间。
在这个值得纪念和庆祝的日子里，我们衷心祝贺党在这近百年的历史时段里领导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衷心祝愿党在实现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上，能更加坚强地领导人民取得更为卓著的成绩，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崇高理想！
95年前，十几位有志人士走到上海兴业路的一所石库门居所里，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立下推翻反动政权，取得人民解放的远大志向。在以后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想是棵大树，政治、社会理想是主干。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经过95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我们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
95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和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不断与时俱进的鲜活的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成果，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奋斗，凝聚着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汲取世界各种文明成果的“拿来主义”的创造，也就是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党性立场。十余年前，笔者赴俄罗斯考察时，异国的朋友说道，苏联的解体、中国的成功，千条万条，可归结为信念的确立与信念的缺失，也就是邓小平思想的切合实际和戈尔巴乔夫思维的脱离实际。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也有个认识、认同的过程。一开始，一些人对邓小平理论并不认同，认为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有思想、有魄力，这是认同的，但他没有马克思《资本论》、列宁《帝国主义论》、毛泽东“两论”那样的系统理论，只有“猫论”、“摸论”。笔者在最近微信中看到，有人将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归罪”于邓小平理论，尤其批评他的“先富论”、“市场经济论”，认为“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也有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有疑惑，认为“江只是实践了邓小平理论”，还质疑“三个代表”的概括“很拗口”。
其实，这些都是误解。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科学理论价值，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应该具有这样四个特性：一是这一理论要回答人类文明进步中关心的课题；二是这一理论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三是这一理论有一个内在的、相互贯通的逻辑系统；四是这一理论具有原创性（包括理论独特性原创，不同阶段、不同国情应用性原创，集成性原创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长河来观察，能够在这个“长河”中形成有价值的理论成果，首先要回答社会文明进步中提出的历史课题，其次要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后两条的特性也应该符合。毛泽东思想有这样的特性。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中国走出“文革”阴影，全面展开现代化建设以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科技、统战、党建等方面的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第三代领导集体一系列创新成果的集中反映，都被证明它们的真理性。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以一茬一茬的领袖人物（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至1993年，在中央核心位子15年，江泽民任总书记13年，胡锦涛任总书记10年，江泽民以来，总书记若连任、为两届已成为党的惯例）的提炼概括为代表性理论，既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又有当任领袖的个性。新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目标，其理论的依据、即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国情总体未变等共同课题，然而，这三十多年来社会转型迅速、发展迅猛，中国经济总体实力，从1978年的GDP世界排名第15位（2683亿美元），到2010年世界第二经济体（2015年达10.7万亿美元），“中国崛起”已成为国际上不争的事实。新时期变化的新情况、新事物、新机制层出不穷。由此，每一茬领袖人物遇到“小阶段”有前任领袖没有碰到的不同课题，他们在各个阶段的实践中留下了宝贵的、各有特色的理论成果。而且，每一茬领袖对他所对应的小阶段的理论概括，对所在阶段的实践指导，最为直接、最有针对性。对此，我们都要倍加珍视，都要认真学习、践行。
本文先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各自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领班人时所经历的“小阶段”的思考、实践、探索，及形成的理论提炼概括，试作以下的比较、解析。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是在什么情况下思考、回答和解决历史课题的呢？我认为，当时要急需解决的情况主要有六方面问题：一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僵化，活力不够；二是政治运动不断，对阶级斗争形势判断、中心工作把握有偏差；三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越穷越革命”，呈现短缺经济状态；四是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趋势出现，中国比较封闭；五是在“文革”后，社会主义凝聚力、吸引力下降；六是知识分子既被视为“异己力量”，难以发挥社会这些“稀缺资源”作用。由此，邓小平提出当代社会主义的“两个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了一系列的“真理标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国情论、“发展是硬道理”论、“先富与共富”论、“三步走”战略论、改革开放论、市场经济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四项基本原则论、精神文明建设论、党的建设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论、新时期统一战线论、现代化军队建设论、“一国两制”论、“韬光养晦”论等，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也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框架。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思考、回答和解决历史课题的呢？这时的情况主要也有六个特点：一是中国走出“短缺经济”状态，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开始迈入小康社会，适应新需求是社会课题；二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政治多极化的态势呈现；三是经济全球化趋势更为明显，互联网逐渐普及，世界各国相交往的物质、技术更雄厚，交流更为融合；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推进，改革进入攻坚战的阶段，基本群众的利益被调整的力度增大、幅度加大；五是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利益关系多样化发展，人们的选择性、独立性、自主性加大；六是社会多阶层出现，新阶层规模扩大。由此，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那13年中央的思想和理论的特色，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历史课题。尤其在党的发展基础方面与时俱进，作出“吸收新阶层先进分子入党”等重大决定，并勇敢迈入先前被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的WTO组织”，把现代化事业大大推进了。也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进入21世纪、在十六大以后，继续领导中国迅猛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好势头。我们党的理论方面也有新的作为。这一阶段，从“世情”看，国际经济全球化、国际发展多元化、各国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加剧，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从“国情”看，形势给共产党人的考验连连：其一是增长方式的粗放、低成本竞争资源流失；其二是发展的动力“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中外需依赖日益偏大；其三是城乡、地区、人群收入差距还在拉大；其四是“私人品”的丰裕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公共品”不足的矛盾显现；五是思想道德行为一定程度失衡、尤其是诚信体系的失却，令人担忧；六是经济发展中资源环境的代价过大等，挑战十分严峻。从“党情”看，党内在总体适应的情况下“不适应”依然明显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包括“第一把手”权重太大，提拔干部决定权民意测评的权重太轻，“纵向监督”的制度设计和运作力度不够，党员主体作用发挥不够，腐败问题严重等。胡锦涛同志提出“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科学发展观，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后又提出“关注和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提出“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等，都有理论创意。
党的十八大，中央领袖人物的“接力棒”传到了习近平同志手中。我们再解析十八大以来的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奋斗，既取得蹄疾步稳的建设和改革的成就，开创了新局面，又在理论创新上迈出扎实的步子，获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也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宣部最新编写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这样评价习近平同志的理论成果，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指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是凝聚力量、攻坚克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行动指南”（《读本》第298页-299页，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这是一个符合实际、又很高的评价，反映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中的创造性成绩。
十八以来历时三年多时间，已经呈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如何顺应大势趋势态势，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对执政党治国理政是一种考验。从国内国际形势观察，简言之，面临“六个压力”：一是中国发展已是世界第二经济体，体量很大，但面临“存量”的减法，供给侧改革的五项要求（“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对策，也有“增量”的加法，主要以创新（尤其掌握核心技术）为第一动力；二是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如何对道德滑坡、法治缺失有对策；三是发展速度太快，难免出现平衡性差，收入、城乡、地区差距扩大，社会矛盾高发，心态失衡，各阶层中不同程度出现浮躁、不安、焦虑、抱怨情绪；四是资本过剩、寻找“吸金”点，出现金融乱象，驾驭资本、驾驭互联网秩序是很大挑战；五是反腐败制度性体系的再造，继续消解信仰危机，构建健康政治生态是当务之急；六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份量。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举旗定向、审时度势、谋篇布局、强基固本，开辟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形成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主要包括：一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发展目标，即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二是“四个全面”、“五位一体”为概括的战略布局和建设布局，即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三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新理念，即形成发展的精神力量；四是鲜明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打虎拍蝇猎狐一起抓，形成反腐败的震慑力”、“治理好政治生态”等重要指示，从总体上扭转社会风气、打击腐败的嚣张势头，是现代化建设的保证；五是军队和国防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六是外交和对外关系的新理念新战略，诸如提出“一带一路”、成立“亚投行”等一系列主动的作为等，这些，都取得国内外民众的热烈点赞。
理论的生命在于实践。95年，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理论引领，武装全党，教育全国人民，形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心骨”。95年，我们一路走来。有阳光，也有阴霾；有成果，也有曲折。有了理论武装，我们对95年实践中的经验，有正确的、符合实际的总结，更加产生自信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有了理论武装，我们对行动中的教训，有正确的汲取，更加产生责任心，因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懂得如何对待自己的失误，接受教训，也是我们党的精神财富。正是这样，我们从正反面的经验和教训中走来。由此，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真切的认识。95年，我们可以自豪地对“地球村”的朋友们说：“中国共产党人是成功的”。世界上，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政党的发展历史有这么悠长，党员拥有8700万这么多吗？尤其是，你有没有考虑过，近代以来的志士仁人所期盼的民族复兴，像现在那样接近这个宏伟目标么？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这是正义文明力量的呼唤，是人民的力量的喷发，是符合社会潮流的力量的显示！
纪念和庆祝建党95周年，是为了：站在这个难忘的历史节点上，回溯往事，充满自信；展望未来，更有朝气锐气勇气，去把握难得的机遇、迎接更大的挑战，做好明天的工作，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三届法制工作委员会委员、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