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受贿是违法犯罪行为，这决定了行贿与受贿的关系如同“地下工作”。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登《一边喊冤一边订立攻守同盟》一文，讲述了贪官与行贿者之间、贪官与情妇之间如何订立攻守同盟关系，读来如看谍战大片。
长沙市残疾人联合会原党组书记、理事长熊慈明被纪委调查期间，既找到与其有过不正当经济关系的戴某封口，并让戴某打了张50万元的欠条；又找到与其有男女关系的吴某堵嘴，要她死不承认情人关系。原萍乡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学民甚至用《龚全珍日记》里讲的一位革命烈士被捕后坚贞不屈的英勇事迹激励“盟友”……
为了拆解这种同盟，办案人员甚至动用了谍战手段：原永州市委副书记唐长久因贪腐与情妇双双落网。因为唐长久守口如瓶，办案人员使用了“连环计”——允许他与情妇通信，暗中改动几个字，让唐的信件变成对情妇的劝降信，最终拆解了唐与情妇订立的“攻守同盟”……
这样的办案技巧，我们以前只能从谍战和侦探作品里才能看到。在这种作品里，用计的一方多是正方，被施计一方多是反方。可是在反贪“大片”里，被“施计”者却是手握大权、统领一方的党政官员，有的甚至是反腐反贪机构的要员。这些官员本来应该是“正方”，却做着“反方”的事，最终接受“反方”的待遇。这样正反换位的情节，不能不令人惊叹。
从贪官被查前后与行贿者、情妇等订立攻守同盟的情况中可见，他们都很清楚自己在违法犯罪，并不像他们在法庭上所哭诉的那样，是平时不注重学习，没有严于律己等等带来的后果。
实际上，按照人的天性，单纯强调自觉自律是靠不住的。尤其是大权在握者，一旦失去监督和制衡，都有很大的几率从“正方”变成“反方”，从审人者变成受审者，从“施计者”变成“中计者”。
近年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贪官被纪委带走时，或者正在做报告，或者当天的报纸上还有其相关的报道，这说明纪委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纪委知道，查办某贪官前如果走漏消息，贪官会第一时间销毁证据、与涉案者订立攻守同盟，从而增加查案的难度。
但让即将带走的贪官还在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做着人模狗样的事，这对官员的群体形象无疑将带来相当负面的影响。可是比起打草惊蛇让贪官预做准备来，这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带走”方式还是利大于弊的。
巧用手段和计谋拆解贪官与情妇、贪官与行贿者结成的同盟，让我们看到办案者的机智。然而对一个国家而言，更为理想的状况，是有一个良好的机制，使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从而让这样的办案机智很少能派上用场。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