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总体负债率

2016年05月09日 07:36   来源:中国经济网——《证券日报》   董少鹏

  近期,一些境外机构和媒体又开始担忧中国的债务问题了,称中国遭遇到了与2008年美国同样的“明斯基时刻”;境内也有学者借用“明斯基时刻”这个概念。那么,中国的债务压力究竟如何?是否到了不可自拔的程度呢?

  按照公开统计数据计算,2015年中央和地方债务余额约为26.2万元,除以当年GDP总额,总负债率是38.7%,不算很高。但地方政府负债率达到23.6%,属于偏高区域。还有人估算地方政府的债务率超过100%。2015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报告称,2014年末中国实体部门(不含金融机构)的债务规模为138.33万亿元,实体部门杠杆率为217.3%。

  汇丰银行测算的结果是,截至2015年,中国债务规模与GDP之比达249%。一部分是对外债务,国际清算银行计算为8770亿美元;另一部分国内债务,主要集中在企业(尤其是国企)债务。截至2015年末,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为44%。如果将政府的或有负债包含在内,政府债务总规模与GDP之比会扩大至接近64%;但即便是按照这一水平来看,政府负债总体仍属可控。

  尽管这些数据的口径有些区别,但都反映出中国地方债务水平偏高和企业债务负担偏重的现实;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债务率很低,居民债务率很低,大有调节余地。针对这些问题,2016年,中国政府鲜明地提出并扎实地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政策,高度重视低效债务、冗余债务、风险债务问题,也采取积极措施弥补短板,释放改革红利。其中一项重要改革诉求,就是大幅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通过扩大资本市场规模,拓展资本市场深度,将大量的储蓄资金转为股权投资,是我们具备的优越条件。

  截至目前,我国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比重仅为13.9%,这一数据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远,如美国,2015年直接融资规模占比超过80%。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调整,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实体经济的债务负担。

  笔者认为,考察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负债率、杠杆率问题,既要看国际上的一般经验,也要看本国具体实际;就国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来说,也有很多不同的情形。负债压力大不大,杠杆率高不高,关键还是看资金使用的效率如何,看经济结构和融资结构调整的空间多大。

  在美国很流行的“明斯基时刻”是个什么概念呢?简单说,就是资产骤然大幅贬值,债务大范围违约,金融危机即将引爆的时刻。因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1919-1996)首先提出,所以用他的名字命名。明斯基及其思想因2008年金融危机而名噪西方学界,其逻辑关系大致可以概括为:投资波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而其微观基础便是金融不稳定性,即借款人和贷款人的风险波动。这个说法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也谈不上有多么高深的内涵。

  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发展经济都需要负债。从2000年到2015年,全球经济都是在债务的基础上发展的,债务基本是GDP的3倍以上,部分发达国家甚至是3.8倍。可以说,债务风险在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客观存在的;但风险会不会像暴风雨一样来临,其实是由经济体系、社会风气、人民心态的叠加成效来决定的。

  美国社会长期寅吃卯粮,人们无节制消费和浪费,金融寡头贪得无厌、翻云覆雨,危机不来反而是奇怪的。而中国,不仅总的负债率可控,而且,外债在世界主要经济体范围内较低。同时,中国GDP的总量在全球排第二位,解决债务问题的手段也比其他国家多。

  可以说,虽然中国存在“债务风险点”,但不具备“严重债务风潮基础”。

  笔者认为,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危机概念,作为对全球经济发展中新问题的思考和提出警示,本身是值得尊重和重视的。但如果拿这些概念硬套在所有新兴经济体身上,则会编织出一张“失真的全球画卷”。

  中国的发展有自身独特的逻辑。中国经济发展有政治制度优势,有区域互补优势,有内部市场潜力,有技术升级空间,还有国际合作需求,但需要加强法治化和深度市场化。这才是中国经济的真实“性状”。

(责任编辑:范戴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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