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常州市外国语学校在搬入现校址后，半年内出现大批学生的健康异常情况。高达493名中学生被检出皮炎、血液指标异常等，个别还查出患淋巴癌、白血病等。专家表示，学生短时间群体性出现症状，是由于新校址及其邻近地块曾经是化工企业，其土壤、地下水、空气中存在残留的污染物。实际发现，这些区域未经彻底的土地修复就匆匆投入使用。但是，施工前的环境影响评价、施工时的工程验收审查、施工后的环境监测，竟无不认为“检测结果完全达标”。这些环保机构被媒体形象地称为“全链条失守”。（央视新闻2016年4月17日）
“常州学校污染事件”凸显的焦点问题在于“环保监管失灵”。为什么重重的环保监管手段还难以保障行政机关做出最佳决策（迁校），无法提高决策质量？大家都知道，规划和工程项目的决策需要经受环保部门的审查。但是，环保监管往往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公益之间角力的场合。在该社会事件中，当地政府及其环保部门所展现出来的决策水平令人失望。
1.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内容存在疏漏。在我国，建筑项目施工需要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查才能动工。然而，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考虑不周，只检测了常规污染物，但是却忽略了化工企业常见的农药污染物。而且，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言辞暧昧，没有明确要求土地彻底修复以后才能迁校，而仅仅提醒校方“必须注意”污染情况，让人难以理解。这种情况暴露的法律问题在于：
第一，环保评估机构的客观中立性令人怀疑。环境影响评价疏漏究竟是“偶然错误”还是“另有隐情”？如果是由于评估专家本身不中立，与开发利益有关联，故意避重就轻，就会严重损害环境影响评价持续的公信力。
第二，环保评估报告由于缺乏社会公众的知情和参与而缺乏科学性。目前，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是受开发单位委托的，往往偏移立场，以偏概全。在本案中，化工厂地块的老居民，学生家长其实都关心该项目，并且知晓污染情况。从事件发展来看，这些群体被有关部门有选择性地忽略，他们根本无从获知建设项目及其环境影响的真实情况，也无法在决策过程中表达自己的建议。未经公众参与的环保评估并不足以客观全面地反映出真实情况，其科学性无法保证。
2.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没有依法得到遵守。实际调查发现，该学校的施工早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做出的半年前就已经开始，存在着“未批先建”的违法情况。而且，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明确指出北侧场地“土壤和地下水已受污染，存在人体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严禁开发和利用地下水”，而建校使用的正是这种重污染地下水。这种情况暴露的法律问题在于：
第一，环境影响评价的违法责任程序缺失。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许可”，理应得到严格遵守。但是《环境影响评价法》却没有规定违法责任条款，这就导致很多地方的违法行为得不到程序约束，环境影响评价程序流于形式。在实际中，一些部门为追求短期效益，缩短建设周期，盘活土地资源，拼命简化和放宽环保手续。行政过度干预的结果导致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的把关不严，很多项目“先上车再补票”，甚至“不补票”。
第二，环境影响评价缺乏后端追踪监管机制。事中事后的监管保障如果跟不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就失去了存在意义。但是在本事件，环境影响评价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不到位，对开发单位的追踪考核没跟上。
常州学校污染事件暴露的“环保监管之殇”令人震惊，笔者针对环保监管的完善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第一，环保监管应当走向中立化。政府的环保管理和相关决策是基于人民群众的信赖。必须要秉持公平公正的形态，不偏不倚地代表社会公益，才能保障决策的科学、客观，为各方所悦服。
第二，环保监管应当走向开放化。涉及环境的决策牵涉范围较广、影响长久深远，因此有关部门应当避免片面决策，积极公开信息，并尊重民众的参与和意见。老百姓或许缺乏专业知识，但是他们基于生活经验，往往却能提供环境监管所需要的、需要经过长期观察方可获得的宝贵资料。
第三，环保监管应当走向规范化。法律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违法责任、后端追踪监管等机制，使环保监管能够得到其他决策主体的重视和尊重。只有如此，行政决策才能寻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公益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