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堵塞不畅，乱象丛生，是当今大城市之痛。所以“堵”与“乱”，从硬件来说，有道路交通建设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软件方面的问题，即道路交通的参与者缺乏交通规则意识——无论是机动车的开车人，还是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抑或是走路的行人，这“三种人”都频频发生交通违法行为，加剧城市交通的拥堵和交通秩序的混乱。
上海有关部门近年来也多次进行整治，但力度不够，在依法严管方面失之于宽，失之于软，虽一时能取得一些成效，但水过地皮湿，风过地皮干，一切又“涛声依旧”，显示了管理上的“短板”。为补好这一“短板”，给市民一个良好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上海近来以坚决态度、超常措施和过硬担当开展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明令禁止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在内的10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连日来，大批民警压到路面执法，众多“平安马甲”积极协助，依法处置了多次交通违法行为，展现了法律的威严，使路上的“三种人”都提高了遵纪守法意识，从而使交通状况向良性方向发展。
这表明，管不管不一样，严不严大不同。而同时，重拳整治交通违法，除了使道路交通秩序和通行能力得到明显改观，也全面提高了参与道路交通“三种人”的尊法守法意识。这是一种更为可宝贵的“软实力”，是维护交通文明最有力的保障。
道路交通法规一直是有的，人们一般也都明白。拿闯红灯来说，幼儿园小朋友也知道是违法的。然而，不仅有行人闯红灯，更有许多骑车人见红灯不但不停，反而加速冲过去，逼得在横道线上按绿灯指示的行人东躲西藏，险象环生；对别人的批评劝阻，他们也往往不屑一顾，以冷眼对之。违法者为什么这样理直气壮、有恃无恐呢？因为，他们觉得别人也是这样做，所谓“同道者众”、“法不责众”嘛！
树立尊法守法意识，就需要破除这一社会心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责与不责不在人多人少，而在于有没有违法。没有违法自然不责，而违法就得受“责”。自然，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和情节不同，“责”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永远没有“不责”之理——如果法不责众，法还是法吗？要知道，“法不责众”这句话出自封建社会，当时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法律常常是违背大众利益的“恶法”，多数老百姓不愿意遵守，才有了这个说法。时换星移，如今的法律都是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良法，人人都必须尊法守法，用法治思维处世行事。
如果说“法不责众”这句老话还有什么积极意味可吸取的话，那就是在立法时为了保证制定良法，不把大多数人的真正合理的需求与行为，作为惩罚“责众”的对象。而一旦立了法，执法就必须依法办事，充分维护法治的应有权威。上海这次严管重罚整治交通违法，让广大市民受到一次法律的洗礼，提升了遵守交通法规意识，是最可宝贵的思想收获。
市民守法意识的增强，也有助于道德修养的提高。因为，遵纪守法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是公民道德的“底线”。懂得守法了，才有可能正确处理公与私、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向道德高地攀登。创造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要靠法治，也离不开德治。法律是划分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标准，道德则主要是划分善与恶的界限，法律与道德所调整和适用的范围，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也有不一致的部分。当法律难以干预的时候，就需要道德干预。
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鲁维诺瓦的名著 《礼貌史》，讲到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礼貌的形态也在不断变化。20世纪初，世界上只有几千辆汽车，驾驶礼貌问题还未被重视。汽车的发展显示它“是一件能够刺激利己主义的工具”，拥有者随心所欲地野蛮驾驶制造了大量事故，使法国成为一个“很多人没有教养的国家”。因此，“在方向盘前讲礼貌”，就成为特别强调的一种礼貌。这点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大力提倡的。由于它是维护生命安全所必需，远较一般生活中的礼貌更重要。
整顿交通乱象，缓解交通拥堵，防范交通事故，靠法也靠礼。“法律惩罚违背礼貌规则的人，而礼貌规则强烈地谴责所有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上海在重罚整治交通违法行为中，让广大市民亲近了法与德这两座尊神，激发了守法与崇德意识，就为创造文明有序的交通秩序，为交通管理实现法治化、常态化、长效化打下了最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