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具备与频繁使用社交媒介相匹配的社交媒介素养，个人才更有可能在中介化的社会交往中创造性地生活。
腾讯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微信和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到6.50亿，比上一年同期增长39%。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体日益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信息素养”“数字媒体素养”“社交媒介素养”等概念也应运而生，“媒介素养”通常被界定为以各类形式接触、分析、评估及传播讯息的能力。
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媒介素养”应反映新媒体的技术特性及用户日常使用实践的新特征。就社交媒体而言，媒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身份区隔日益模糊，“社交媒介素养”因此更加强调媒介展示，即使用者利用媒介展示内容的能力，以及其对此能力可能具有的话语赋权意义的认识与反思；其次，用户对社交媒体新功能的认知及在此基础上，使用社交媒介参与互动、维系其社会交往的技能；此外，“信息过载”“数据迷雾”等现象的出现揭示出个人面对日益复杂的数字环境所产生的“科技紧张症”，因此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介素养”的内涵不仅应包括在社交平台上查找、使用、处理信息的素养，还应包括适应海量信息的心理素质，比如应对过量信息、侵入感、不安全感、技术复杂性及不确定性等的能力。
笔者去年4月就上海大学生的微信使用及其社交媒介素养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谈，发现上海大学生的微信使用率极高，他们主要将微信作为人际交往的方式，也经常使用微信寻找资讯和表达自我。此问卷分三个次级维度，即社交媒介知识、使用技能与反思意识来测量社交媒介素养，使用满分为21分的量表测量受访者是否了解微信的信息发布、信息共享、社会交往、娱乐及支付等功能。数据显示，上海大学生微信知识的平均得分高达19.2分，29.3%的受访者为21分；受访者普遍不了解的微信功能是“聊天中定位对方位置”，其次为“漂流瓶”和“离线接收QQ消息”。值得注意的是，有11.6%的受访者不知道个人可以创建公众号并在微信中进行信息传播，而这一功能恰恰是微信赋予使用者的一项重要的讯息生产与传播能力。当然，受访者的微信知识水平并不均衡：月消费高的受访者的微信知识水平显著高于低消费者，男性略高于女性，来自中东部地区的学生略高于来自西部地区的学生。
大学生的微信使用技能尚可，以5点量表（1为“完全不同意”，5为“完全同意”）为标准的3个指标测量大学生对自己使用微信熟练程度的主观判断，结果显示被访者的平均微信使用技能为3.68。其中，“微信简单易用”一项得分高达4.35，大部分受访者均认为自己能够熟练使用微信，但他们对微信新版本、新功能的关注与使用技能则相对不高。同样，受访者的微信使用技能也存在差异：月消费高的受访者的微信使用技能显著高于低消费者，男性略高于女性，来自中东部地区的学生略高于来自西部地区的学生。
问卷使用5点量表（1为“完全不同意”，5为“完全同意”），用6个指标测量大学生的微信使用反思意识，其中4个指标测量其对微信传播安全性的认识与反思意识，2个指标测量对微信过度使用的认知与反思意识。结果显示，大学生对微信安全性的反思意识水平尚可。其中，“我认为不真实的信息不会在微信圈中转发”的选项均值最高（4.36），而“我的个人信息可能会被微信运营商随意使用”的均值相对较低（3.28）。可见，大学生对微信传播真实性的认知与反思意识较高，而对微信传播中可能存在的利益诉求及微信支付可能具有的风险的反思意识相对较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5年发布的《2014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青少年网民的安全意识较弱，青少年认为“网络环境安全”与“较为安全”的比例均比总体网民高。实际上，社交媒体为了赢取交流的便利和快捷，确有暴露个人隐私的可能及风险，因此教育工作者宜特别关注对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的培养。
上述问卷调查还显示，大学生对微信过度使用的认知与反思意识略低于对微信传播安全性的认识与反思意识，其中感觉“自己使用微信时间过长”与感觉“微信分散了我的注意力”的均值均为3.65。在深度访谈中，多位受访者均为过度使用微信又缺乏自控能力而苦恼。
综上，上海大学生在微信使用中表现出的社交媒介素养具有以下特征：微信知识水平很高、微信使用技能尚可、对微信的安全性与过度使用具备一定程度的认知与反思意识，但这一群体的社交媒介素养水平并不均衡：男性的微信知识水平及使用技能均略高于女性，微信使用反思意识却显著低于女性。受访者的社交媒介素养与其社会资源占有间也存在关联：月消费高的学生的微信知识水平及使用技能均显著高于低消费者。因此，教育工作者宜有差别地实施社交媒介素养教育。
随着媒介技术的持续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日益呈现出通过媒介及其再现被“中介化”的特征，因此个人对媒介运作的政治经济逻辑、媒介生产偏好的理解、认知与反思意识尤显重要。只有具备与频繁使用社交媒介相匹配的社交媒介素养，个人才更有可能在中介化的社会交往中创造性地生活。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