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之一，是各大医院的专家挂号难。一张微不足道的“号”，是病家求医的符号，现成为号贩子的生财之道。高价倒卖专家号，使求医者看病难雪上加霜。京沪两地，都是如此。一张14元的专家号被炒到800元。一各女孩子从外地到北京看病，等了一天，没挂上专家号，一名号贩子“加塞”买到一个号，竟向她索价4500元。女孩气不过，拿起手机拍照，结果手机被号贩子抢去，摔在地上。
这成为北京和上海各大医院门口的一块牛皮癣。又痒又臭，挥之不去，治了多次，但收效甚微。刮一阵风，好一点，风头过去，依然故我。抓进去，顶多关几天，放出来又重操旧业。号贩子的炒号手段也“与时俱进”。实名挂号难以有效地制服他们。他们利用虚假身份信息抢下网上的号源，再用真实患者信息替换，实名制成了虚有其表的“稻草人”，付款则用微信支付，你也抓不到买卖的真凭实据。
利之所趋，是号贩子生意屡禁不绝的根源。他们做的是没本钱的生意。有的是“单打”，有的是“双打”，还有结成团伙行动。一进一出，费力很少，获利可观。据知情者透露，一天倒几个号，收入有上千元，票贩子的月收入竟有三万多元，“生意”好的时候，还不止此数，一个普通医生的收入，则远不能及。
有人问道：“是谁给了号贩子挣钱的机会？”我看他们是钻了医疗制度的空子。因为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只要挂个号，就可以到大医院里看病，名医屈指可数，粥少僧多，多寡反差悬殊，于是专家号奇货可居，号贩子有大钱可赚，大学四年级学生也欣然入伍。
公安部门对号贩子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整治行动，均治标不治本。治本之道应是强化医疗体制改革。这里，不妨借鉴一下新加坡的经验。
在新加坡看病是不用挂号的。一个电话打过去，实名预约，报一个身份证号码，述说病情，就可以看病。关键的机制是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生无一例外会收取高低不同的诊费。医生凭借自己多年成就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服务，获取相应的报酬，且有相当高的收入。一般社区的家庭诊所看头疼脑热的常见病，收取的诊费最低,收费稍高一些的是社区医院，再高一点的是公立综合性医院，最贵的是顶级的私营诊所，医疗和服务收费均很高。医生的付出与收入成正比例，所以医生成一项令人羡慕的职业。
借鉴新加坡的这面镜子，最要紧的一点是医生按不同的职称收取不同的诊疗费用，而不是挂一个号就能看病。不仅要大幅提高名医的挂号费，换药大幅提高各级医生的诊疗费。时下，全国各大医院的诊疗服务与收费脱节,存在巨大牟利空间。挂号费几十年不变,早已失去其本来的意义。尽管我国的国情与新加坡不同，但这个分级治疗和分级收取诊治费的办法，是完全可以借鉴的。这个办法实行的结果，将大幅度提高医生的收入，可以有效地促使病人分流治病。如果各大医院门庭若市的景象得到改变，号贩子的活跃空间将大大减少。
参考新加坡的做法其实并不难。我们要积极推动分级诊疗的办法，把常见病往下引，把疑难病往上拉；同时促进社会办医，满足患者多元化的医疗需求，并改革以药养医的陈规。对患者来说，要树立大病、小病到不同医院去治疗的观念。一样能治好病，何必到大医院去轧闹猛?真正的疑难杂症，才花大钱到大医院找名医治病。小病患者都跑到大医院看病，既挤占公共资源，又造成资金浪费，何必多此一举？
医疗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其标准之一是号贩子自然失业。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