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有的处理问题的渠道不够畅通，缺乏社会信任，法治化的进程有待提升
北医三院产妇死亡事件的真相已经成为罗生门，甚至在专业机构鉴定出现后仍有阴谋论出现。每个人只看到自己眼中的真相，共识变成稀缺资源，现在大家已经不关心、或者说没有那么关心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而是带入各自的情绪，陷入一种自我表达中。
比如，已经有一些网民在网上发帖或是人肉死者一些相关的信息，说死者丈夫是不是逼迫其怀孕、死者婆家关系是不是难处、死者丈夫是不是“直男癌”等等。这已经跳出了对事实的关注，转向道德层面的讨论。事实的确定需要专业调查，多数人没有太多可置喙之处，而道德问题，则一般人都有抑制不住的表达冲动，带入自己的经历、观点，有好多话可说。事件已经被淹没于这样的泛道德话语之中。
调查清楚或许存在很大难度，但是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说，我们还是希望在事实上有确凿而清晰的结论，而不是仅仅止步于引用双方的口水话。而且，不仅仅要关注事件本身，更要关注事件背后的大背景、所涉及的社会问题。
此次事件有好几个背景性的社会问题值得引起注意：一是全面放开两孩背景下，社会对于生育问题十分关注，特别是高龄孕妇的生育问题。二是青年科研人员的生存状况问题，特别是女性科研人员面临晚婚晚育的情况。类似职业的女性在传统的社会生育压力下，身体健康面临着很大风险。这都需要引起社会关注。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单位制度、单位思维的问题。这次医疗纠纷和以往不同，引起了单位的介入，甚至公对公发出公函。从这个现象的背后我们可以读懂什么呢？一个是个人的无力，确实在医患纠纷面前，患者作为个体，他面临的是医院这个单位，这个庞大的专业机构，个人调动的资源有限，容易处在弱势的地位，本能地会寻求机构的救济。二是很多人还是抱有传统的思维，觉得我在单位工作，单位就应该管我的各种事情，个人问题也应该找单位。之所以这种思维方式难以摆脱，根子还是在于我们现有的处理问题的渠道不够畅通，缺乏社会信任，法治化的进程有待提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传播研究所副所长，本报记者胡雅婷采访整理）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