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所有人都有了强烈的维权意识，都能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就会产生强大的促进力，不仅能让整个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得到提升，也能倒逼负责的机构更有作为。
一年前，吉林省桦甸市民朱女士的信用卡被盗刷1.1万元，一年后，她无意中发现对方手机开机，立即报了警。桦甸警方抓获了两名犯罪嫌疑人。（《新文化报》1月25日）
恐怕骗子怎么也想不到，关了近一年的手机，却被有心人抓个正着，最终被捕，也算应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老话。就案子本身来说，不是骗子不狡猾，而是被骗者太执着。当被骗成为刻骨铭心的痛感，所产生的能量远远超过骗人者的想像。
很多骗子的号码往往都会“只用一次”，骗人结束之后就不再使用。被骗者也不得不接受这种常态，即便知道骗子的手机号码，也不期待对方再次开机，因为即便真的开机，接听的多半是号码被注销重启后的新主人。谁能想到，这次骗子居然毫无顾忌地开机，而被骗者还保持着时常试探，当无心者遇上有了有心人，才有了“一年之后被抓”的戏剧性结果。
骗子的侥幸也好，大意也罢，更多是基于对经验的判断。在其潜意识中，一个人被骗之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也就“自认倒霉”，几乎没有人会继续保持“即时跟踪的状态”，于是便毫无顾忌地开机。殊不知，恰是这一疏忽露出了马脚，并给破案提供了关键性证据。当每个人都对惩治犯罪有了坚持不懈的勇气，并主动参与和支持打击行动，犯罪分子必然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维权能力不应该是脱离实践的空话。欧美很多国家的公众，都有一股“傻劲”，被侵权了，就会采取各种手段，不惜代价也要争取应有的权利。正因如此，整个社会都具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哪怕自己是一个看起来很弱小的堂吉诃德，也要拿起武器同大风车战斗。受传统文化影响，国人更习惯于隐忍与退让，在自己受到了伤害之后，往往只停留于埋怨“别人做得不好”，而没有思考“自己能够做什么”。
社会治理的最终形态是“社会共治”，要求每个社会主体都参与到社会治理中。这种参与有多种表达方式，有时仅仅是“多留心一点”，就能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有的时候，仅仅是不放弃，多去“有司”催几次，也能产生极强的推动力。当所有人都有了强烈的维权意识，都能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不仅能让整个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得到提升，也能倒逼负责的机构更有作为。
法治大厦的构建，要有坚实而牢固的基础；法治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大众的参与。一年执着跟踪骗子手机，并换来迟来的正义，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树立了好榜样。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