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四川和山东警方联合在山东省临沂市和四川省凉山展开抓捕行动，端掉了一个跨省特大贩婴团伙，一条贩婴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被卖掉的婴儿基本来自自愿将孩子出售的父母。（1月24日《现代快报》）
一位凉山的基层干部这样解释当地的贩婴现象：过去由于乡村超生严重，一些家庭无法抚养小孩，便以认干爹、干妈的形式将自己的孩子交给他人抚养，收养的家庭会给孩子亲生父母一笔钱。渐渐有人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开始利用一些家庭的超生从中牟利。由此，一条集购买、运送、贩卖于一体的贩婴产业链迅速形成，并在数年时间里不断发展壮大。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良知的堕落，人性的迷失，但无可否认，贫穷才是发生这一切的最大根源。2012年左右，凉山的贩婴案件发展到顶峰。卖掉一个男婴，父母能得到2万元的报酬，相当于一些卖婴家庭一年收入的两三倍。简单换算一下，这些贩婴家庭的年收入不足万元，月收入仅几百元，即使是在贫困地区，这点收入恐怕也只能勉强维持一个家庭的温饱，根本谈不上有质量、有尊严的生活。
贫穷不是犯罪的借口，笔者也无意于为那些准备卖掉自己孩子的父母做道义上的辩护。依照法律，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要认识到，一味的谴责和批判，可能同样是不公正的。因为贫穷，他们的生活和尊严变得廉价，困扰于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诉求，法律和道德、人性与良知的概念很可能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在这样的语境下，他们抵御诱惑和罪恶的能力相对薄弱，也更容易在是与非、善与恶之间做出错误的选择。最终，他们既是贫穷的受害者，也有可能成为贫穷的施暴者。
是非、伦理、价值观等等，往往都要以个体尊严作为支撑。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手里没有抵御堕落的资源，在日益狭窄的生存环境中，他们越来越没有尊严，也就更容易沦陷，因为他们堕落的成本最低。
这起跨省贩婴案，集中暴露出太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法律法规的滞后，监管和打击的不力，以及基层治理的失范和失序。当然也能看到，随着政府和社会的重视，这些问题也都在改进和完善之中。比如《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将被追究刑责”的规定，各地也加大了打击力度。然而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人伦悲剧的发生，仍要从解决贫困、缓解和缩小贫富差距入手。赋予底层民众抵御堕落的资源，让他们活出尊严，才不会轻易地丧失人性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