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广州番禺区11岁的女生陈某在上学途中被强奸杀害，次日，警方破获了此案并抓获嫌犯。初步侦查表明，犯罪嫌疑人韦某现年19岁，他曾于2010年在广西老家掐死一名男孩，因作案时未满14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2011年，韦某在家乡又因持刀伤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2015年11月，韦某减刑释放后来到番禺居住，事发当天，他骑车在案发现场遇见被害人路过，便心生歹意，将被害人拖至偏僻处强奸后杀死。
对这一案件，许多人在愤慨之余，也提出了质疑：对于这么一个连年犯下重案并背负人命在身的前“少年犯”，政府和社会的教育功能是不是缺失？是不是应该以此为契机，深刻检讨社会管理机制，防范这种悲剧的再度发生？
按现行制度，就算是对那些按法律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少年作恶者，政府也会对他们采取某种程度的强制措施，其中常见手段就是少年管教学校，即以前的“少管所”。但这些场所因为集中关押作奸犯科的未成年人，若管理不当，就可能成为“染缸”。而在监狱，很多罪犯，尤其是那些具有人身危险性和作恶惯性的人，同样很难指望他出狱之后能够变得特别好。
对于像韦某这样的人，出了少管所或者监狱，家庭和社会的教育与引导，确实可能产生作用。但韦某刚出狱，就来到了广州游荡，而此时，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任何人不可能强制他不许外出。在此状态下，他的行为，往往取决于他一时的决定。
从犯罪学的角度而言，韦某这样的人，很可能属于高度人身危险群体的一员。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隆布罗索经过长期研究发现，具有某些生理特征的人，很容易犯某一类罪行。他们由于隔世遗传引起的生理器官的变异退化而导致体力、神经和心理反常，从而实施犯罪。
这样的研究虽然并没有完全归纳意义上的科学统计价值，但作为一种犯罪学经验验证的理论，还是得到了全世界刑法学界的重视。如果用这一理论去解释韦某的反复作恶，或许可以提供另一种视角。
从最理想的状态而言，对于韦某这种人，假如社会加强帮助，家庭加强教育，政府注意监管，或许能避免其继续作恶，但这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若韦某的犯罪心理轨迹就是“需求－作恶”的简单反射链条，恐怕就防不胜防。因而，对那些已被证明有高度人身危险性的人员，在其上一次刑满释放后，政府是否可以采取更多戒备措施？这值得探讨。
但问题是，所有各种监控措施，其实都无法保证对某个人24小时无缝防控。他是否犯罪，更多地还是取决于他内心的随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韦某这种人及其犯罪，是社会难以规避的风险。当然，这种风险也只属于极端个案，我们千万不要因此就怀疑每个人都会像他这样。毕竟，这个社会好人居多，因为这个世界上房子比监狱多。(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