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为话语权政治。一些重要的国际政治议题，比如恐怖主义的定义与反恐问题，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气候变化的责任分担问题等等，无不突出表现为国际话语权之争。而且，冷战后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学说，如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历史终结论、人权高于主权论等，也都与争夺和塑造国际话语权密切相关。离开对国际话语权的研究，已不能完整或有效理解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
构建自己国家强大的国际话语权，首先要认清话语权是一种权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权力无疑是一个核心因素，所谓强国和弱国之分，关键在于权力的强弱之别。尽管权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可以说它是国际政治中的“通货”，是衡量国家强弱的一把标尺。只有把对国际话语权的认识纳入对国际政治的整体认知框架中，才合乎话语权概念的本意。
遗憾的是，过去理论家对国际政治中权力的认识，注重的是对权力要素的综合分析。他们首先注重的是体现为经济、军事、人口等方面的物质性权力；其次注重的是科技力，即科技转化为物质生产的能力；再次注重的是精神权力，如民族凝聚力、领导者的决心和意志力以及文化力等。毫无疑问，这些权力要素都非常重要。但这些研究远远不够，必须扩展对权力样式和类型的认识，这其中就包括科学定位国际话语权。
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传统国际政治中以“零和博弈”为基础的战争主题逐渐被以相互依赖为基础的合作与共赢所取代，这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观察国际政治中另外几种权力样式，即除了上述的要素性权力，还包括制度性权力、道义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话语性权力等。其中，话语性权力在传统的国际政治分析中几乎被忽视，即使在国际政治理论相对丰富的西方，过去的国际关系教科书中都没有关于国际话语权的论述。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辉煌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中国在国际上承担起应有的大国责任，都表明中国在传统要素性权力方面有巨大进展与优势。但是，在国家力量整体崛起的态势下，中国声音要广泛传播依然面临众多障碍，这恰恰暴露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有待提高。
研究国际话语权，首先需要找到它的权力来源。大致而言，话语权既有其他权力样式带来的，也有话语本身带来的，可以称前者为非话语因素，后者为话语因素。前者表明其他权力样式对于国家话语权的重要性和权力之间联系的本质，后者表明话语质量和话语传播力的意义。
就非话语因素来说，西方世界在当今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中仍然拥有总体上的强势地位，这成为许多人认为国际话语权是由实力地位决定的理由。但事实上，国际话语权从来不是仅按各国实力或物质性力量的排名来分配的，不然中国现在应该拥有世界第二的话语权了。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的凸显恰恰是在国家物质性力量增强的背景下发生的，表明两者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当然，通常而言，物质性权力的增长通过对国际结构的改变而有利于获得话语权，制度性权力、道义性权力、要素性权力等其他权力样式也都会对话语权的获得产生正面影响。
国际话语权的获得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就是话语这个载体。话语权的话语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话语的质量，二是话语的国际传播力。话语就其内容而言，包含所应用的概念、表述形式与事件对象、论说的准确性与敏感度、表达的逻辑与说服力、所体现出来的认知与道义高度或意识形态内核等。这些方面决定了话语的质量，话语的质量在根本上决定了话语能否赢得权力。也就是说，话语质量建设是话语权的支柱。与此同时，而话语的质量再高也只有被受众获悉才具备被认同的基础并进而带来话语权，这就需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既强调话语的质量，也强调话语的国际传播力。
中国一直在西方不断的“话语进攻”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不过至今，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基本格局还没根本改变，这使得中国的话语权竞争意识不能懈怠。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需要国际话语权守护，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才能有效地在世界范围增信释疑，并最终为世界提供一套不同于西方的、更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话语体系。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