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上海某高校学生凌晨一点排队搞报销的新闻时，我正拿着一沓在各部门盖完章的发票，在财务处排着队，很快发现痛苦的不只是帮老师跑报销的学生。一位老师大概和我一样遇到问题，拿着一沓账单和一位老财务职员争执起来。这位老职员被数十只满满当当装着账单的大篮子围着，最后他叹气说，“唉，我们太忙了。”老师也叹了一口气，两人露出难兄难弟的同情表情。
高校报销制度下，每个人都成了被绑住脚的蚂蚱。财务系统庞大繁杂，师生不得专注科研。一个使得人人受困的制度，是坏制度。它作茧自缚、大量内耗、本末倒置，使得建设现代化大学、世界名校云云都只能是一个梦。
相对于欧美国家的验收严格，报销宽松的经验，我国是验收敷衍，报销严格，着力点明显打偏。我国也曾有高校宽松财政的时期，但在2006年发生“汉芯”高校腐败事件后，着力收紧财务制度。近年赶上大旗帜反腐浪潮，达严苛的高峰。也就此，高校报销成整治的重点对象，繁文缛节层出不穷，令人怀疑矫枉过正，甚至是走上了歪路。
报图书费需列详细清单，出差费无住店记录不许报，即使是购置个内存条也需多个部门审批……这些隐藏在细节处的约束看似微小，但揉成了一股粗麻绳，足以绑架学校人力物力资源，消耗师生的大量精力。一个好的财务制度，应该是服务于科研进步和教育发展的，但如今不仅不能起到服务作用，反而产生大量内耗，畸变成了科研的绊脚石。高校反腐跌进了“为反腐而反腐”的怪圈。
而更为可悲的是，重典非但劳民，也不能治恶。在此前的高校腐败案中，如十年前的“汉芯”案件、去年的中国农业大学李宁案，都是用公司套取经费、涉及“三公”消费等达上千万的大案件。但这些资金作假，难道在报图书时列明清单能够追究？如果这么简单就能够解决，他们作恶却能如此久，岂非说明当时周围的人都是睁眼瞎？能够做出大案件的官员或者教授不可能连应对条例的能力都没有，反而仍然可以利用裙带关系、权利资源——这些高校腐败的真正源头——套取大笔资金。
或者真正能够吓唬到的，只有好人。但这些好人，也可能被逼无奈，走上歪路。须知，我国高校的工资如此低，一些读完博士的年轻讲师刚工作时月薪仅五六千，如果项目也不能顺利报销，更是生计艰难，被逼无奈，可能铤而走险。重典不能治恶，反而教会人们如何钻取漏洞，使得恶人更会作恶，而好人甚至可能被逼为娼。
如今的高校报销制度如同被下了一剂没有对症的猛药，不仅治本不能，治标也未必。一些他山之玉或能借用，如德国设置学术秘书作为学校与教授的中介处理经费，规避了我国教授拥有项目经费处理全权而滋生的腐败；日常报销则采用宽松政策，减轻师生负担，而将管理重点放在验收项目成果上，确保科研的质量。但要真正做到制约大额腐败案件，又不阻碍科研活力，还需要直面我国高校体制的劣根。
可以说，重典只是管理者避开源头问题的遮羞布。这块红布，盖住了畸形的职称评审制度、高校待遇制度、行政腐蚀学术等等本质问题。它佯装一片自欺欺人的和谐景象，但在平静河面下，暗流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