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打捞那些被遗忘的面孔

2015年11月05日 09:16   来源:人民日报   徐蓓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枪炮如何制作?兵如何征?粮如何调配?汽油如何运输?伤员如何救治?大后方,意味着怎样的抗战故事?

  2012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大后方》的创作任务。与以往的创作不同,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命题作文”。在命题作文面前,每个人都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种选择,因为题材的创新难度极大,把它中规中矩、不出问题地完成就行了;第二种选择,是一个专业人士应有的下意识选择——无论什么样的选题,只要决定去做,就要付出最大的努力,突破自我。我选择了第二种。作为一个创作者,要对得起自己三年的生命——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全部理由。

  开始之后,才发现自己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大后方”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地理概念,其中很多主题都已被拍成了纪录片,比如讲述滇缅战场的《中国远征军》、讲述大轰炸的《重庆大轰炸》、讲述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的《千秋红岩》,甚至连非常冷门的西北运输通道,都有五集的《驮工日记》……大叙事与边角料的方法都运用到了极致,《大后方》还能怎么做?

  面对如此庞大的一个主题,我们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有可能完成。多年来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依仗的“巨人”。正是在以周勇为带头人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协同创新中心”的学术支撑下,在总撰稿李继锋这位具有丰富电视写作经验的历史学者的指引下,《大后方》完成了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分集主题的确定,决定以大后方的经济、文化、教育、工业、社会生活等为本片的核心内容。而此前被众多纪录片作为主题的战场和战斗,退后为历史的背景。

  此前的文献纪录片,多数是靠总撰稿拿出一个文学稿本,编导通过采访、实拍做电视化的工作。但对于《大后方》,这是行不通的。12集涉及12个完全不同的主题,有哪一位历史学者能够完成这么庞杂的历史文本书写呢?我们只有用最“笨”的方法去做事——编导自己去看书、学习、挖掘故事与人物,自己写稿。

  文本写作在曲折往复中一点点进展。可画面仍然毫无着落。限于经费,我们无法买到足够的资料,只能去找第一手材料,从无到有地建立自己的影像资料库。其中,负责国际制片的彭然去了美国,他每天6点多出门去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在无数个档案架上搜寻与中国抗战有关的小盒子,在这些小盒子的上百张卡片中搜寻我们可能用得上的影片。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极其繁杂的工作,考验着人的耐心、细心和恒心。

  最终,为了这10个小时的影片,我们采集的历史影片达830部,总长276个小时,其中26部为独家的视频素材,首次与国人见面。

  7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来回溯抗战这段历史时,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和编导团队一起打捞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面孔,或者把观众已经有所耳闻却知之不多的人物做更细致、更有血肉的描写。

  他们中有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地质学家、曾经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兵工厂厂长,无论职业如何,性情如何,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身份——抗战中国的脊梁。在他们的周围,凝聚起了无数在后方支撑抗战的工人、农民、医生、筑路者……他们为保护国家的经济、文化、工业的血脉所付出的艰辛,不是短短12集纪录片可以书写穷尽的。

  在讲述他们的故事时,我们感到与他们无比贴近。70多年前,他们支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抗争;70多年后,他们的精神支撑了我们的创作,净化了我们的灵魂。

  《大后方》在重庆首轮播出结束后的第二天,接到朋友转来的观众来信:

  “在众多抗战纪录片中,从没有一部像《大后方》这样深深地吸引、感动和震撼我,让我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了重新的认识。它的不同之处是突破了党派界限,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了全国军民万众一心、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同仇敌忾、令人荡气回肠的抗战历史。看完它,你绝对会为中国人在外敌面前所表现出的坚韧、顽强、团结而深深地折服自豪!”

  看到这样的来信,心中是巨大的欣慰与满足。因为,这就是我们想表达的:

  中国精神,民族气节。

  (作者为《大后方》总制片人、总导演)

(责任编辑:武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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