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打捞那些被遗忘的面孔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枪炮如何制作？兵如何征？粮如何调配？汽油如何运输？伤员如何救治？大后方，意味着怎样的抗战故事？

　　2012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大后方》的创作任务。与以往的创作不同，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命题作文”。在命题作文面前，每个人都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种选择，因为题材的创新难度极大，把它中规中矩、不出问题地完成就行了；第二种选择，是一个专业人士应有的下意识选择——无论什么样的选题，只要决定去做，就要付出最大的努力，突破自我。我选择了第二种。作为一个创作者，要对得起自己三年的生命——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全部理由。

　　开始之后，才发现自己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大后方”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地理概念，其中很多主题都已被拍成了纪录片，比如讲述滇缅战场的《中国远征军》、讲述大轰炸的《重庆大轰炸》、讲述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的《千秋红岩》，甚至连非常冷门的西北运输通道，都有五集的《驮工日记》……大叙事与边角料的方法都运用到了极致，《大后方》还能怎么做？

　　面对如此庞大的一个主题，我们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有可能完成。多年来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依仗的“巨人”。正是在以周勇为带头人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协同创新中心”的学术支撑下，在总撰稿李继锋这位具有丰富电视写作经验的历史学者的指引下，《大后方》完成了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分集主题的确定，决定以大后方的经济、文化、教育、工业、社会生活等为本片的核心内容。而此前被众多纪录片作为主题的战场和战斗，退后为历史的背景。

　　此前的文献纪录片，多数是靠总撰稿拿出一个文学稿本，编导通过采访、实拍做电视化的工作。但对于《大后方》，这是行不通的。12集涉及12个完全不同的主题，有哪一位历史学者能够完成这么庞杂的历史文本书写呢？我们只有用最“笨”的方法去做事——编导自己去看书、学习、挖掘故事与人物，自己写稿。

　　文本写作在曲折往复中一点点进展。可画面仍然毫无着落。限于经费，我们无法买到足够的资料，只能去找第一手材料，从无到有地建立自己的影像资料库。其中，负责国际制片的彭然去了美国，他每天6点多出门去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在无数个档案架上搜寻与中国抗战有关的小盒子，在这些小盒子的上百张卡片中搜寻我们可能用得上的影片。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极其繁杂的工作，考验着人的耐心、细心和恒心。

　　最终，为了这10个小时的影片，我们采集的历史影片达830部，总长276个小时，其中26部为独家的视频素材，首次与国人见面。

　　7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来回溯抗战这段历史时，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和编导团队一起打捞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面孔，或者把观众已经有所耳闻却知之不多的人物做更细致、更有血肉的描写。

　　他们中有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地质学家、曾经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兵工厂厂长，无论职业如何，性情如何，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身份——抗战中国的脊梁。在他们的周围，凝聚起了无数在后方支撑抗战的工人、农民、医生、筑路者……他们为保护国家的经济、文化、工业的血脉所付出的艰辛，不是短短12集纪录片可以书写穷尽的。

　　在讲述他们的故事时，我们感到与他们无比贴近。70多年前，他们支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抗争；70多年后，他们的精神支撑了我们的创作，净化了我们的灵魂。

　　《大后方》在重庆首轮播出结束后的第二天，接到朋友转来的观众来信：

　　“在众多抗战纪录片中，从没有一部像《大后方》这样深深地吸引、感动和震撼我，让我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了重新的认识。它的不同之处是突破了党派界限，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了全国军民万众一心、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同仇敌忾、令人荡气回肠的抗战历史。看完它，你绝对会为中国人在外敌面前所表现出的坚韧、顽强、团结而深深地折服自豪！”

　　看到这样的来信，心中是巨大的欣慰与满足。因为，这就是我们想表达的：

　　中国精神，民族气节。

　　（作者为《大后方》总制片人、总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