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初，广东省下发《关于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监管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及休闲圈、从个人到其配偶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全方位覆盖。从深圳多个区为实行监管而采取的干部信息社区备案制度来看，目前干部愿意公开的事项还是以姓名、住址、联系方式这些基本“点”为主，有的干部甚至对公开个人住址已经觉得“没有安全感”，“圈”的情况就更没有登记了。（11月2日《南方都市报》）
有调查显示，干部“八小时外”的表现，对其是否廉洁有直接关系，很多干部的腐败堕落就是从8小时外开始的，因而监管“八小时外”不仅必要也很急迫。如何管控，就是要约束其相关私德行为，比如团团伙伙，搞小圈子，或者吃吃喝喝等，这些都是很多官员最终走向腐败深渊的诱因。让领导干部在八小时外主动报告其行踪，有助于其实对其无缝式监管。
近年来，为了对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八小时外”的监管，各地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举措，比如早在2011年，重庆酉阳给每个党政领导干部发放一部具有GPS定位功能的3G手机，要求他们24小时开机，接受跟踪监督，购机费和通话费按相关规定由县财政统一支付。2014年7月，北京密云县决定聘请老干部、大学生等组成百人监督队，监督县里主要干部“八小时之外”的行为，南京则是建立了 “特别监督档案”，要求领导干部如果婚变、子女配偶移居国外，必须在5天内向组织书面报告。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山东、四川、福建的局部地区都开始把目光伸向官员“八小时之外”，各地结合自身实际而出台的规定，呈现出各地为战的状态，也由此引发了是否侵犯干部隐私的讨论。广东版的新政出台之后，从实际执行的效果来看，似乎并不乐观，也难以跳出“运动式治理”的窠臼。从“基本信息少见‘圈’信息”到“领导签字都签烦了”，都说明实际执行与预期有极大的差距。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剩勇教授认为：“其实，官员私德早已‘入法’。不管是党纪政纪还是《公务员法》，都对官员廉洁奉公、职业道德乃至生活作风，规定得非常严格。单从纸面上看，我国对官员私德的要求，比西方国家更高。”如果再加上各种“夫妻是否和睦”、“邻里是否融洽”等指标，何以效果不彰？其间原因恐怕还在于，对于干部的考核与监督，形式创新多于内容落实，既有的规则无以被有效执行并发挥作用，于是便陷入了“打制度补丁”的窠臼之中。
惠州市纪委曾开展一项网络民意调查显示，约75%的人认为本地区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腐败现象“严重”和“较严重”，相应的，近八成受访者认为加强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很有必要。因而，唯有约束住了权力并将其关进笼子里，才能让“圈子化”腐败的概念降低。当务之急，不是层上架屋在规则上推陈出新，而是在如何抓好既有规制的执行与落实上下功夫，让《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被架空”的情况，得到有效改善。
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加强问责追究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有规必行，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不姑息迁就；另一方面，必须改变自体监督的先天短板，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有机结合起来，同时要落实法律赋予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权，加大外部监督的力度，实现内外的有机结合。否则，即便有了“干部信息社区备案制度”等规定，也可能因为弄虚作假或流于形式，而成为中看不中用的摆设，并由此折损监管层面的社会公信。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