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宣布为南南合作承诺20亿美元的首期支持，在对英国访问期间中国投资英国核电的决定，加上中国自去年以来的一系列国际化的举措，标志着自本世纪开始的“中国热”进入“中国开始把握世界的时代”。对此，不乏有中国“炫富”“撒钱”“中国崛起面临陷阱”等多方面的异议，但是，中国的转型迅速向全球扩展已经无法避免，中国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正在构建完全新型的关系。这是新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那么，成长中的中国究竟能为这个世界能提供什么呢？
不同形态的资本，产品和技术
在习主席会见英国友好人士的会上，英国前首相布朗说，中国已经从资本的输入国转变成了资本输出国。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财富急剧增加，加上高储蓄率以及投资和消费结构仍然单一，央行一再降息导致储蓄的负利率，这都在客观上形成了资本转移的条件。中国的资本形态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主权资本量很大，这为全球发展提供了新型的资本资源的供给。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缺乏资金，这就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新的经济关系的构建。多样性和具有成本比较优势的中国资本正在改变全球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供应的结构，并以此影响全球资本的治理结构。这一点与上个世纪资本单向流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入国的情况完全不同。
其次，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工业化。服务业总产值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初级工业生产能力和初级工业产品已经过剩，加上日益攀高的劳动力成本，迫使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品向全球转移。据林毅夫在英国举行的中英发展论坛上表示，中国将会为此释放数千万劳动密集产业的转移机会。笔者认为与日本和韩国在上个世纪产业转移不同的是，中国初级工业规模和就业量都很庞大，其转移所让出的发展空间和释放的发展效益巨大。这也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构建新型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这使得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积极倡导的南南合作也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初始于发达国家经过消化吸收以后的中国技术开始输入到发达国家，如高铁，通讯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等。同时中国的实用技术以与发展中国家短距离差异并更接近发展中国家需求的特点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中国这种技术的双向输出构成了当代特有的技术转移的现象。中国通过技术转移将全球化中的两级联系到一起。
最后，中国已经成为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的市场。笔者有幸参加习主席访英期间中英举办的活动之一的中英发展论坛。当我独步经过肯温特花园，这里曾经是个大的市场。这让我联想到笛福在他的《英国商人手册》一书中写道，英国是18世纪世界第一大外国商品消费国，这些新的物品就是茶，咖啡和烟草。英国当时巨大的市场消费能力对于工业化起到了无法形容的作用。今天中国也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商品消费国之一，只不过中国人消费的新物品是手机，互联网和奢侈品。即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但每年7%的速度增长所形成的巨大的经济增量仍足以继续对全球经济的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的资本，产品和技术的流动已不再是附属于地缘政治的工具，而是新的全球化条件下要素的市场性转移。中国的地缘政治考量已经转向了围绕这些要素流动的国际规则的公平以及本位利益的均衡方面。毕竟中国的经济社会能否实现既定的目标已不可能完全立足国内的市场和资源。中国领导人频繁的国际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在为中国打造一个新的国际发展空间。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这些要素的双向输出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了相互依存的关系，打破了传统的中心-边缘的结构，建构着一个新型的全球化模式。这种在后现代时代通过物化的文化形态输出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连为一个整体的行为，对基于殖民主义知识和后殖民主义知识的西方话语体系构成了挑战，同时也为当代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新的发展知识要素和选择性的发展经验
中国不仅仅通过资本、产品和技术的输出和输入以及巨大的市场需求承载着全球的使命。我不想高估中国的作用，更反对那种试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霸权设想。但是，我倡导中国发展的经验作为有价值的要素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分享。我在伦敦举办的中英发展论坛上提出了共同发育新发展知识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是将中国的发展经验作为一种转型性的经验和知识。我之所以用转型性的目的是想避免将中国的发展经验模式化和霸权化。中国的发展经验不可能适用与其他国家，但是可以作为有价值的参考。
首先，在过去60多年的发展中，前30年探索了国家建设之道，解决了至今仍在困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土地问题，消除了社会不平等，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后30年实现了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大规模的减贫。这与战后去殖民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将中国的经验简单地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科学的，毕竟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而且在18世纪之前一直处于世界发展的前列。但是，同样从50年代开始探索建立现代国家，并几乎同时开始面向市场的改革，只有中国和其他很少的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实现了社会的转型，这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这里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国家和政府的作用。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的伍德教授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中国经验里的政府不仅仅是为市场提供支持，而是在领导市场和社会。我很了解我们的政府干预的问题，但是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看，这则是多个有价值的经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特别是主张后华盛顿共识的学者都主张政府的作用，但是并不必然接受政府作为领导者。
第二，国有部门的改革的经验。特别是有关腐败和低效率的频繁出现，使得国内对国有企业的弊端的看法几乎一边倒。但是，在确保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逐步实施改革使得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竞争的确是一个有价值的经验。在伦敦举办的中英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先生用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果按照世行的建议那就是破产。非洲是世行实施破产改革最为严重的地方，也是问题最多的地方。国有经济对于财富分配意义重大。政府直接掌握财富比通过税收获得资源的政治、社会成本要低。当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需要有严格的监管和透明的制度安排。许多发展中国家即便是发达国家公共财政资源的匮乏一直都是困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在这里不是倡导国有经济的发展，而主要是指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如何能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逐步改革，从而成为摸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路线。
第三，中国通过农业的发展，并基于农业和农村所提供的资本和劳动力，从而实现工业化和大规模减贫的经验，对于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并正在追求工业化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虽然，中国现在的劳动力工业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但是中国长期以来保持着低成本的劳动力模式，中国将劳动力数量的优势转化成了工业化的资本，从而避免通过大规模的举债来发展工业化，这对于正在起步工业化的许多国家来讲都值得参考。如前所述，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劳动力的成本正在逐年增高，对此，中国将会让出大量的劳动密集产业的空间。中国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依靠劳动力的数量优势，积极吸纳了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的劳动密集产业，中国吸纳劳动密集产业的经验也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的重要内容。
第四，中国在引进外资和消化先进技术方面极为成功。我有一位德国朋友是德国黑森州经济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官员，他每年频繁访问中国。我问他这么经常到中国来做什么，他说，来中国招商引资。他给我看了他们的招商引资的宣传材料，还请我帮忙联系感兴趣的投资人，说在法兰克福大学里面有块地，可以盖一栋写字楼。听他说着，我觉得他好像一位中国政府的官员。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都在推行中国招商引资的经验。
最后，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世界上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从50年代以后开始追求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除了从历史中向发达国家学习之外，并没有现实中可见的实例。中国的发展和转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看得见的经验，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具有那样的差异，发展中国家仍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产生如此大的兴趣的主要原因。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转型带来了许多负面的问题，例如腐败、环境破坏、不平等与社会的分化等。中国正在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如何应对挑战的经验。
综上所述，无论从软的方面还是硬的方面，中国对世界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从习主席访美、访英中可以看到中国国际地位已非昔日，西方媒体将中国冠以“新领导者”，笔者以为，全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都是单一霸权和少数国家控制的结果，中国转型发展的成功将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发展提供物化的支持与发展的经验，但中国应避免走向霸权国家。（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主席、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