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起，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针对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推出抄告制度。除了要接受交警的教育，交管部门还要将违法行为抄告违法者的单位或社区。昨日，成都交警实施抄告137件。据悉，2009年，成都交警首次推出“市民交通违法抄告制”，时隔多年后交管部门针对行人、非机动车的交通违法再施重拳。（9月7日《成都商报》）
所谓抄告制度，就是将个体的违法行为，通报给其所在单位或者社区，在已作出处罚的基础上，再由所在单位或社区进行管理，以达到“管好自己的人”之效。如果单纯从管理的目的来说，有更多的管理主体介入，尤其是“单位人”制度得到了发挥，那么对于遏制违法行为，确实具有“共治”之义。然而这种单位化管理模式，只有在人身依附的年代，其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时下若“历史重演”则可能适得其反。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时下，单位人和自然人的关系已悄然发生了转变，集体与个体之间也完全分割。一个人首先是独立的自然人，然后才是有雇佣关系的单位人或者社区人。问题在于，个人违法是一回事，在单位违规又是另一回事，通报之后既无法让单位追加处罚，也顶多是所谓的教育了事。问题在于，交通违法行为分为恶意和无意之别，单位也没有追加处罚的权力。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单位在接受采访之时，以“一切按国家规定去执行”作答。
其实，抄告制度不过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连坐制”的翻版，跟“职工犯法，单位受处”在用意上如出一辙。作为计划时代的管理模式，明显与时代的发展格格不入，一方面在个体与单位，公权与私权边界越来越明晰的时代，重拾过去的老办法已然失去了基础保障，不但无以获得社会支持，也无以获得单位认可。另一方面，在倡导法治建设的今天，若不是重大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据法律规定的情形应当抄告，除此之外通报单位的做法属于法外施罚。虽然其意在于通过单位来加强管理，然而由于没有顾及当事人的隐私和自尊，反倒会引发强烈的不满。
更重要的是，违法抄告制度在某些方面，属于责任转嫁下的懒政行为。交通违法现象增加的原因很多，除了个人的交通意识不强之外，还跟交通信号的设计的合理与否，交通法律的普及到位与否，交通秩序的引导有序与否，交通处罚的公平与否，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若是交通管理部门自身没有做好工作，或者在处罚上存在不公，或者在交通指挥上存在缺陷，那么就必然会导致违法行为的增多。交通违法行为的增多不会是空穴来风，自有其合理性。然交通违法的增加，大量“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存在，恰与没有做好法治有着直接联系。抄告式的法外施罚，算不算得上另一种规则的践踏与法治的伤害？
然而这样的基本常识，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遵守和尊重，反之是抄告式的管理模式“大量回潮”。比如前不久，上海市在开展专车专项执法活动中，就规定对已立案查处的非法客运网络“专车”驾驶员的相关违法情况同步通报其所在单位，没有工作单位的通报其所属街道。几年前，西安市文明办通过媒体表示，西安将开展“行人闯红灯、翻栏杆、乱穿马路”等不文明交通行为开展整治活动。整治活动要求对不听劝阻、不接受教育处罚甚至暴力抗法者，坚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对“单位人”闯红灯的，采取“单位连坐制”， 一律通报所在单位。只是，在管理和执法机构纷纷“重拾抄告大棒”之时，还得先考虑下措施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否则可能陷入事与愿违的恶性循环中。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