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尽早出台女性新生人口激励政策

　　近日，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伊丽莎白·雷米克等学者发表《不要把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一文，引发广泛关注。越来越多人口专家意识到，持续30多年的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并未得到根治，由此导致的问题日渐显露。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剩男”规模将接近澳大利亚总人口（约2400万人），他们中绝大部分将终身打“光棍”。（9月1日澎湃新闻网）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出的数据显示，当时全国人口性别比为119.2。由此推动多部委展开“关爱女孩行动”，扭转新生儿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这项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禁止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在部分地区得到了相对严格的执行，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性别比失衡问题依旧突出，2014年的数据为115.88，跟2000年的数据相差不大。

　　很显然，这与政策作出的生育限制存在直接关系。由于有生育意愿的适龄生育人口只能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人们更愿意要一个男孩，会想尽办法绕过B超鉴定的禁令。这种局面不是进一步加强禁令执行就能够得以扭转的。

　　适龄婚育女性数量少于男性，在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长期化的适龄婚育女性不足现象，彩礼行情一路看涨，却仍未能扭转人们更青睐生育儿子的愿望，只能说明，适龄男性择偶难、高额彩礼等成本（或者说代价）汇集起来，都远远低于生育女儿带给居民家庭的潜在损失。只有女儿，没有儿子，迄今仍有一些地方，这样的家庭会持续承受社会评价方面的损失。在南方和北方的很多地方，儿子是赡养老人的第一责任人，女儿嫁入夫家后必须首先履行赡养公婆的责任后，在可能情况下再考虑尽到赡养父母的责任。在两个或多个子女的家庭，财产分配中，女儿也处于劣势。

　　更何况，一个时间节点的人口性别比失衡，并因此带来未来若干年后的择偶难，很少会有居民家庭会有如此长远的预见判断，会主动将最严重的后果跟自己的孩子（儿子）联系起来。人们在考虑生育孩子时，所想象的显然只能是理想化的人生历程。

　　生育政策正在放开，未来数年内不排除在“单独二胎”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大幅放开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生育女儿带给居民家庭潜在损失的状况不得到改变，更宽松的生育政策同样可能促成更多男性新生人口的出生，造成人口性别比失衡状况在现有基数上进一步增大。

　　笔者以为，现阶段国家人口调整政策的重心应转向切实增加对生育女性新生人口家庭的激励，出台女童就医、就学及青年女性就业专项支持政策，升级现有的女性保护政策，以一定程度上抵充部分居民家庭因生育女儿受到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