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少年“帮派化”背后的农村问题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深入到中国西部一个偏远村落的一个九年一贯制学校中展开了为期两个半月的田野工作,微观揭秘乡村底层孩子们所不为外知的日常“江湖”。(8月10日《中国青年报》)

　　学生“拉帮结派打架斗殴”,其实在每个人的“学生生活”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但像这一田野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大面积出现的状况,却极其少见。事实上,联系到近年来少年暴力事件的频频发生,其低龄化和手段的残忍程度令人发指,更难以让人将之归咎为一种偶然现象。

　　特别是较之于其他的“调皮”方式,拉帮结派的流行更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它往往可以追溯到一种心理安全感的缺乏,因为拉帮结派本质就是寻求一个共同体,免于外部伤害的过程。在过去,这种帮助的功能多由家庭、学校来完成。但在今天,随着乡村留守现象的普遍化与农村教育的弱势,一些孩子不得不去寻求一种外在的保护体系和归属感,比如所谓的师徒制、亲戚制、情侣制,并从中去找到自己的位置。换言之,这是一种实际的自保需求,更是一种潜在的心理依靠。比如学校老师使用“局部混合型”安排住宿的物理区隔方式来防止帮派的形成,但却收效甚微,足以证明这一心理依靠的现实依赖度之深。

　　从常识和经验看,底层少年的帮派问题,不可能只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单元,更有着农村社会大环境和秩序的影响。现代乡村多被夹杂在转型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公共生活和乡土社会伦理都处于失序状态,而新的秩序却远未生成。包括底层少年问题在内的乡村问题都可以从乡村的凋敝中找到答案。所以寻求解决之道,还需要从乡村治理的角度入手。

　　此项田野调查的样本学校,有75%的学生属于留守儿童,而据保守统计显示,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总数已占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可见,解决留守的问题将有效缓解乡村底层孩子的成长问题。留守问题之所以得以产生,社会其实已经不缺乏共识,如城乡二元制下的社会福利政策割裂,儿童随父母进城的渠道缺失等等。因此,这方面的改革,应该加速推进,瞄准目标不放松。同时在教育资源的下沉和扶贫工作的落实上,应该创新思路,改掉大水漫灌的方式,实施精准化的扶贫,将帮扶落实到“人”的身上。

　　在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无法改变的背景下,如何确保底层少年的成长尽量不受到乡村颓势的影响,靠政府的单方面介入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具体到寄宿制学校的建设上,它原本是为了免除留守儿童受到外部伤害的一种应对之策,但从田野调查来看,外部伤害似乎被阻隔,而内部引发的帮派问题又随之而起。这种条件下,社会组织的加入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然而,此前有调查显示,在帮助乡村留守儿童的活动中,社会组织总体来说没有发挥专长,也没有持续性、长期性活动。且社会各界对乡村儿童的帮扶重点是救贫济困,鲜有涉及心理或情感上的支持。这些情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社会组织力量的自我成长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或许与社会各方对社会组织的态度也不无关系。一些社会公益组织在支援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仍旧受到不少观念上的误解和制度上的阻力,这些既拖延了社会组织对乡村社会的关照进程,也阻碍了社会组织本身的发展。

　　乡村底层少年的帮派化,其实是乡村在传统秩序瓦解后而呈现出原子化社会特征的一个缩影,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农村社会对于组织的需要。家庭功能虽然不能完全被其他的社会组织所代替,但在当前情况下,健全的社会组织将能够有效规避农村家庭功能缺失可能带来的弊端。

　　乡村底层少年的问题,最终将反馈到整个社会的层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将影响到未来中国的“精气神”。对于这个群体的关注,源自学者的田野调查其实也仅仅是为外界打开了一扇窗。乡村底层少年帮派化问题,不应该被孤立看待。解决农村的种种问题,需要呼唤起人们对底层的更多关注与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