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仇人间的关系，有不少经典句子，比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等，再明白不过了：仇敌碰在一起，彼此更加激怒。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有仇必报是再正常不过的。但近日读古书发现，历史上却有一些人对自己的仇敌非但不落井下石、生“红眼病”，反正在关键时刻还对仇人拉了一把、送了一程。
不计个人恩怨选贤任能的事例，最有名的非被孔圣人称为“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祁黄羊莫属。据明末小说家冯梦龙所著的《东周列国志》记载，春秋时期的晋平公，一日问计于祁黄羊：“南阳缺一县令，你看谁可担当呢？”祁黄羊当即举荐了自己的仇人解狐。晋平公不解地问：“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解释说：“圣上问的是谁能担当南阳县令，而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呀。”任用后，朝庭上下均说此人用得对、用得好。
无独有偶，《左传》中也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想派一个得力的人去镇守西河，他征求大夫咎犯的意见。咎犯毫不犹豫地就推荐了虞子羔。晋文公颇为惊讶地说：“虞子羔不是你的仇人吗？”咎犯说：“您不是问我谁能够镇守西河吗？并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呀！”晋文公十分感动，觉得咎犯的举动非常难得。虞子羔也感动不已，他对咎犯说：“谢谢您对我的宽容，向君王推举我！”咎犯说：“用不着谢呀！我举荐你是公义，怨恨你是私情，我总不能以私情而害公义！”
为了江山社稷，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当时晋国的有关仁人志士真不简单。而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更是胸襟坦荡、气度非凡。有关史书记载了齐桓公小白即位一事。当初，管仲保举小白的哥哥公子纠为齐公，并想射死小白，但不想一箭射出只射中了小白的带钩，小白幸免一死。要说仇，这可是生死之仇。可小白做了齐国的国君后，不计私怨，抛弃前仇，仍拜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使齐国逐渐强盛起来。
谢玄成就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除了自己的能力外，其实还得感谢仇人的推荐。《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时期的郗超，本与谢玄的关系不好。北方的前秦首领苻坚正率大军南下，形势严峻，朝廷打算起用谢玄，然而官员们纷纷反对，这时郗超却力挺谢玄。他说自己曾与谢玄共事，谢玄很会用人。即使是小事，他也总是安排得人尽其才，非常妥帖。事实证明了郗超的正确。淝水之战中东晋大胜，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有名战例。到这时，朝廷的官员们这才佩服郗超的预见性，尤其敬重他不因私怨而埋没贤才的品德。
唐朝应该算得上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最开明的时代，这与当时的统治者知人善任，且有一批公私分明的大臣分不开的。唐太宗论举贤有言：“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太宗的用人之道，直接影响着后来的继任者们。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史籍记述，武则天在唐高宗一朝为皇后时，向高宗举荐了才女上官婉儿。而上官婉儿的父亲上官仪曾联合大臣上奏高宗准备废除武后，但事泄被杀，武则天却不计前嫌，举荐他的女儿为宫中女官。另据记载，武则天当权的时候，狄仁杰与娄师德都是宰相，但两人关系并不好，狄仁杰较长时间一直排斥娄师德。有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朕重用先生，先生知道原因吗？”狄仁杰回答说：“臣是靠文章、道德取得官位的，并非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之辈。”武则天沉思了一会儿说：“其实我并不了解你，你被重用，是娄师德出的力啊！”于是让人把装奏折的箧子拿来，从中取出十几份举荐的奏章交给狄仁杰，原来这些都是娄师德写的。狄仁杰看后，当即承认过错。出宫以后，狄仁杰对人说：“真没想到娄公能这么宽容我，而且他从来没有一点儿自得的神情啊！”
郭子仪是中唐的中流砥柱，他与李光弼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刚开始郭子仪与李光弼同为安思顺的麾下将领时，二人关系不融洽，即使坐在一起也不交谈。后来郭子仪代替思顺当上将军后，李光弼恐怕被诛杀，于是对郭子仪下跪请罪：“我甘愿一死，只希望你放过我的妻子和儿子。”郭子仪走下堂来，握住他的手说：“如今国家动乱，主人受人侮辱，不是您不能平定，我又怎能心怀私怨呢！”于是一边流着涕泪，一边对李光弼用忠义之道加以勉励，并立即推荐他为节度使，两人一起攻破乱贼，没有丝毫猜忌了。
宋朝时期，这样不计私仇、明辨是非的大臣也不少，其中范仲淹最特别。庆历元年（1041），范仲淹担任延州知州，继续抗击西夏。鉴于西夏首领元昊有悔过之意，范仲淹给元昊写了一封信，晓之以利害，不料元昊复信态度极其傲慢。范仲淹大怒，当着使者的面烧掉了来信，而暗暗录副本上报朝廷。一时间，朝中议论纷纷，许多大臣都认为范仲淹不应当与元昊私通书信，更不应该焚书灭迹。范仲淹为自己辩解不及。可范仲淹的政敌吕夷简对范仲淹的鲁莽却不以为然。在宋仁宗召集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此事时，大臣宋庠厉声说：“范仲淹可斩！”杜祁公时为枢密副使，说：“范仲淹的本意是想要为朝廷招降元昊，怎么能过深的责备呢？”极力为之争辩。宋仁宗征询吕夷简意见，吕夷简说：“杜祁说得对，只能从轻处罚罢了。”并进一步向仁宗解释：“大将在外，有些事不能全由朝廷控制。两国交兵，使者、书信往来也是于正常的事情。不能因此加罪范仲淹。”仁宗怒气渐消，范仲淹降一级，任耀州知州。吕夷简以国事为重，不念旧恶，保护了范仲淹。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因病辞相，推荐范仲淹、韩琦、文彦博等入朝辅政，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
吕夷简对政见不合的“仇人”没有打压，反而推荐重用，实是难得。其实范仲淹也像吕夷简一样对待自己的“下属”。北宋时期，山东一带多有兵变，这些人啸聚山林，聚众为匪，有些地方长官见乱匪势强，不敢镇压，以礼相送。后来朝廷派范仲淹、富弼等人严查此事。富弼是范仲淹的学生，早年得到范仲淹的大力举荐，有师生之谊。富弼对范仲淹说：“我看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不然今后就没人再去剿匪了。”范仲淹则说：“你不知道啊，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富弼不同意范仲淹的看法，脸红脖子粗地与自己的恩师争执起来。有人劝富弼：“你也太过分了，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可是，富弼却回答：“我和范先生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范仲淹事后说：“富弼遇事有主见，不盲从，不随便附和别人，我欣赏他，就是因为这呀。”正所谓“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坚持己见、爱憎分明。
祁黄羊们的所作所为，很值得时下借鉴。推举和自己有嫌隙或者自己的敌人，不仅是一种气量，更是一种公心，体现出胸襟开阔、心底无私。世人常说，千里马常在，而伯乐不常有，说明伯乐难找。当然伯乐也难当，要求在推举人才时坚持唯才是举，必须秉持公正无私之心，不能掺杂个人好恶。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单位的领导报怨单位没有人才，缺少能人。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有人才没有被挖掘，有能人没有被发现。当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恐怕就是领导干部不是出以公心，而是从个人的恩怨去识别、考察、任用干部。一个干部本来德能勤绩都不错，只是在一些领导看来不那么顺眼，或者和某个领导有过一两次口角，或曾经当众给领导难堪过……于是领导便把他看扁了，“人才”从此成了“闲才”。
人才问题关系到国家兴衰之大事。今天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人才，更需要大批祁黄羊式唯善是举的伯乐。为此，各级各部门在选拔干部时，必须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急党之所急，想党之所想，为国举贤要出于公心、不计恩怨，“不论亲仇、只问贤能”。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埋没人才的事情发生，也只有这样，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干部才会得到重用、发挥才干。这才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