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很多人都在谈论中日关系。马立诚先生日前通过互联网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中日和解是对二战结束的最好纪念”。这个立论至少表达了一个美好的愿望，但要指出，该立论看起来也是非常理想主义的。我们觉得，在中日之间多一个这样的口声，应当不是坏事。
马立诚先生的文章倡导中国社会对中日僵局的我方责任进行反思。这是他“对日关系新思维”的突出标志之一。在中国媒体大多数声音都批评日本的时候，有一个自我反思的声音应当说是有益的。马文用大量篇幅讲述了日本战后建设和平社会的努力，以及日方对中国改革开放提供的各种帮助，还谈到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实际反思。尽管马对事实的陈述有明显的“选择性”，但中国公众重温一下他集中在文中的史料，也是有必要的。
我们支持马文这样的文章在中国舆论场上能够得到传播，无论该文的观点总结是否有偏颇之处，它都对增加中国社会审视中日关系的视角和维度具有正面意义。
我们同时认为有必要指出该文的一些重要事实空白，并有针对地谈一些我们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马文给人一个印象，中国舆论对日方的指责比较单一致，不像日本的不同声音较多，因而对两国民间对立负有更多责任。这是需要特别澄清的。中国舆论的确没有日方开放，但中国主流舆论一直比较中道，为日本辩护的少，对日说尖锐狠话的也不多。而日本恶骂中国的公开出版物比比皆是，比马文列举的为中国辩护的声音更有影响。此外中国官员大多对日留口德，而日本高官批评中国的声音十分刺耳，而官员的态度往往是舆论引导的最强音。
中日公众互视的调查显示了中日舆论的真实情况，那就是日本讨厌中国的公众比例比中国讨厌日本的公众比例还要高，而且日本的这个比例在继续上升，中国是下降的。对于完全不了解中日恩怨的人，大概会因为这些数字误以为中国是70年前那场中日之间大浩劫的加害者，而日本是受害者。中日之间似乎有不少这种“大是大非的颠倒”。
马文谈到了中日围绕钓鱼岛和历史问题争议的一些泡沫化表现，但没有触及这两大争议的深层原因。这两大冲突本来是可以缓和的，但日本的确不断发出挑战，其内在动力是它不接受中国崛起，拿这两个问题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中国无力改变日本社会的心理过程，我们可以用让步来安抚日本情绪的空间又很有限，从而逐渐造成中日间的强硬互动。
马文的标题就是“中日和解是对二战结束的最好纪念”，这大概是不少中国人的愿望。然而必须指出，愿望归愿望，现实归现实，中日的和解不是中国主动拿出姿态就能实现的，它实际上要困难、复杂得多。
外交大转弯通常很不容易，在实力相当的大国之间尤其难。当年美国尼克松政府能主动寻求突破美中关系，有国际大环境推动，也有美国实力对华的绝对优势帮其下决心。中国当时两面受敌的恶劣环境也促使我们接受了美国的橄榄枝。
中日关系的真正之难在于中国崛起将强未强，对日本的吸引力还拉不住它。当年中日友好是日本有实力优势，现在中国逐渐变成战略优势方，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颇具挑战的过程。而且美国是中日关系的重大要素，搞中日关系至少有一半取决于中美关系，日本首先有想不想同中国和解的问题，然后它还有能不能同中国和解的问题。
在当前的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下，中日实现马文所期待的和解恐怕不现实，但两国应当控制不利因素，实现两国关系从谷底向上的改善。这应当是能做到的，它对中日都有好处，两国已经积累了朝此方向努力的大量愿望。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欢迎马文这样的声音参与对中日关系的讨论。情况越辩越明，在外交问题上，多元思维永远是有益的。(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