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他们的“特权”是带头牺牲

2015年07月07日 07:50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抗战时期,在敌后战场有大批的中共将领浴血沙场,为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八路军就牺牲团上干部669人,其中旅以上干部牺牲102名;新四军有350个团以上干部牺牲,其中旅以上干部牺牲人数有45人。而抗战时期,无论是中国军队还是日本军队,旅以上干部通常可授少将军衔,有的甚至可授中将军衔。可见,敌后战场牺牲的中共将领远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仅左权将军一人。

  正是有大批带头牺牲的共产党将领,在敌后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树立了人民军队高级干部可敬可爱的形象,才赢得了广大指战员和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和信任,从而弥补了武器装备的严重不足,使“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可靠的源泉。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抗日游击队等各路兵马,才能从全面抗战初期的数万人,迅速成长壮大为一百多万人的抗日雄师,最终打出了敌后战场的威风和辉煌。回顾为抗战牺牲的那些人民军队的将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身上往往留下这些闪光的宝贵品质:

  战斗时冲锋在前。在敌后,抗日武装面临日军拉网式、梳篦式的“扫荡”、“清剿”,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而当领导最大的“特权”,就是随时带头牺牲。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1942年5月的反“扫荡”中,指挥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他本可以迅速撤离,但为指挥部队突围,他不顾个人安危,也不躲日军的轰炸,中弹牺牲。这一义举被陈毅称赞为“义烈忠勇,震栎古今”。

  1941年11月新四军第六师第16旅在塘马战斗中,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为掩护部队突围,带领战士们消灭日军300余人,两位旅主官却同时阵亡牺牲。作为领导干部,他们在战场上所用的“特权”仅仅是带头冲锋陷阵,生死关头,把生存留给部下,把死亡留给自己。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何等高尚的品质!

  当领导就是带头吃苦。陈毅赞扬的新四军一些牺牲将领颇具代表性,他说:“如胡发坚、罗化成同志等若干人,皆出身工农,来自田间,奔走革命,无问生死,恶衣非食,不择居住,更无任何薪俸之酬劳,不计身家之挂累。”“断头流血以确保革命大业于不坠,其大节之不可横夺,气慨之不可凭陵,以视古昔仁人志士,其操心之危,虑患之深,死事之勇,殆有过之无不及。”“本军将、校、尉、上、中、下士之生活待遇皆处于同一生活水平,无苦乐悬殊之绝对差等。”

  当年人民军队的不少抗日将领之所以为将,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带头艰苦奋斗,甚至到了冻死、积劳成疾而死的地步。除抗联牺牲的烈士杨靖宇等人外,新四军中的典型如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罗化成,他因冻致病而死。陈毅为此大为感叹:“新四军是一个衣服不全的军队。新四军是一个吃饭不饱的军队。新四军是一个缺医无药的军队。新四军又是一个游击任务艰苦,作战境地困苦,毫无人员补充的军队。罗同志等的冻馁而死,就可作为新四军为民族国家尽心竭力始终无愧的铁证!”

  领导职务能上能下。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后,由于国民党给的编制仅仅限于3个师和一个军。一些过去担任师职,甚至军职的领导,也只能降职使用。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如,在长乐村战斗牺牲的129师386旅772团团长叶成焕,本来在红军时期是师政委,却因编制所限,降为团长使用,为了抗战大计,无怨无悔,工作热情丝毫不减。在连云港附近的小沙东海战中牺牲的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彭雄,在红军时期本是师参谋长,新四军组建时降为团参谋,以队伍壮大后再升为师参谋长。

  为大义不惜慷慨赴死。人们都熟知杨靖宇被捕前拒绝投降对一个山民说的那句话:“老乡,我们都投降的话,还有中国么?”抗战中像他这样的中共领导干部还不少。如,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曾于1935年参加国民党五大时,在中山陵悲愤地写下了《哭陵》,对国民党的不抗日愤而剖腹。再如新四军巫恒通弹尽援绝卒至被俘后,拒不食敌寇水米。拒绝旧友亲朋劝降,绝食凡十四日而气绝,死节之惨烈,抗战以来所仅见。一个军人的血性如此,使敌人也不得不为之叹服低头。

  这就是当时人民军队领导干部一心为公、朴实无华的本色,以及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形象,这也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生生不息、迭挫强敌的奥秘之所在!(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刘 波)

(责任编辑:周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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