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关彩礼暴涨的问题引发舆论关注。据说在吉林石岭镇的村子，女方家一开口，就要30万元彩礼，还不包括新房、首饰。当地人介绍，“5年间，彩礼翻了三四番！”暴涨的彩礼钱令不少农村家庭“因婚返贫”。
彩礼的快速上涨以及带来的娶妻难等问题，近年来屡见报端。此前媒体曾报道，在河南、山东等地的一些农村，想娶媳妇的彩礼是“一动不动，万紫千红一片绿”。所谓一动，说的是汽车，不动说的是房子。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则是1万张5元的，1000张100元的，一大片50元的。而人均年收入4000多元的甘肃陇东地区，结个婚甚至要花去一二十万，如果出不起彩礼钱，就讨不到媳妇，以致当地有“人市”“买女子”的说法。
彩礼在历史上曾经作为结婚的程序性要件，如今更多是一种风俗习俗，送彩礼与否、送多少彩礼本来属于婚姻双方的私事。但是随着彩礼一路上涨，让结婚的成本剧增，也让本应自主的婚姻套上一个枷锁，对当事人的生活难免产生影响。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因为彩礼暴涨让结婚成本增加，增加的是男方结婚的成本。至于女方家庭的结婚成本是相应的增加还是减少则被舆论忽略掉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婚姻问题上的男性本位，这也是男婚女嫁的婚居模式一直受到批评之处。
男婚女嫁的婚居模式在当前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婚嫁模式通过区分“男娶”和“女嫁”，让婚姻对于男女双方的意义大为不同。而对男方家庭而言，娶妻进门就增加了新的家庭成员，虽然付出了彩礼等成本，但是增加了劳动力，妻子也是生育、家庭劳动以及工作的承担者。对于女方家庭而言，所谓“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女性出嫁就意味着自己家庭减少了一位成员。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彩礼也被认为是买断女方家庭劳动力的一种必要补偿，也是对女性及其生育、养育的一种保障。
时至今日，农村地区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依然十分强烈，通过男婚女嫁的婚居模式娶妻生子不仅是按部就班的生活需要，更是事关传宗接代、养老的大问题。 一方面， 男方家庭为了娶媳妇生孩子“大业”，在延续彩礼风俗的同时，通过更多的彩礼来展示优势，期待在竞争中博取女性的青睐。彩礼的存在，让婚姻更像是一场交易，持续地将女性物化、工具化，强调的是男性本位。另一方面，鉴于我国法律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同等抚养义务和责任，对女性及其家庭而言，虽然收获了彩礼，但是具体彩礼的适用未必就是女性本人或者其家庭，女性及其家庭陪嫁更多的财产，在一些地方也是存在的。而当前的婚居模式局限于男娶女嫁的单一、刚性结构，对女性而言，由于传统观念、地域限制等因素，存在着赡养亲生父母的法律义务难以落到实处的问题，由此也进一步强化养儿防老的不平等观念，这和彩礼等物化女性的婚居模式相得益彰，形成了一个性别不平等的循环怪圈。
彩礼的暴涨，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化女性的婚居模式下男性相互竞争的一个自然结果。在当前男婚女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面对城市的吸引力与人口流动性的增强，适婚女性在农村是“稀缺资源”，农村家庭竞相通过更高的彩礼来吸引女性“嫁入”，实属无奈之举。因为农村男性及其家庭不仅要和同在农村的男性竞争，更需要面对来自城市男性的有力竞争，这就需要以城市生活作为标准，通过房子、车子以及更高的彩礼，才可能在竞争中胜出，由此而带来的彩礼上涨在情理之中，客观上也助长了婚姻异化成交易的风气。
由此可以看出，彩礼的暴涨，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女方家庭的漫天要价。彩礼习俗背后是以男性为本位的、不平等的婚居模式。而彩礼的暴涨，是被物化的农村女性作为“稀缺资源”在婚姻竞争中的一个自然结果，也是农村家庭在城乡差异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感慨彩礼暴涨、男性婚姻成本高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女性“消失的声音”，关注女性的权利平等、主体性和需求。只有打破男婚女嫁的强制性婚居模式，促进女性和男性一样，以平等主体的身份步入婚姻殿堂，共享平等权益和机会，共同担负起婚姻责任和双方家庭的养老等家庭义务，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彩礼异化为“交易”的荒谬逻辑，才能让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落到实处。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