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近日印发实施《公安机关内部人员干预、插手案件办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为公安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划定“红线”。按照规定，公安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应按照规定予以记录，违法干预办案的，将一律通报；违法干预办案造成后果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宪法和法律的明确规定。但在现实中，干涉司法、干预办案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与此同时，中央政法委员会印发《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由此标志着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共同构建防止干预司法的制度体系。继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严肃纪律作风的规定》之后，公安部为内部人员划定“红线”，既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同时也是制度规范的必然要求。
干预司法的恶劣影响无需赘言。只有规范司法机关的内部行为，才能确保司法运行在阳光下。在现有司法体系内，公安机关无疑是“排头兵”——公安机关侦办案件之后，后续提起诉讼、法庭审理才能相继展开。如果说检察机关内部干预司法会“慢半拍”的话，公安机关内部的干预往往在第一时间进行，更为重要的是，后续的干预或多或少都会留下痕迹，而案件侦查阶段的干预往往悄无声息。基于此，把好阳光司法的“头道关”格外重要。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公安机关内部的干预将案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互相配合与互相制约也就无法实现。为公安机关内部设定“红线”，不仅为公安机关自身设定了行为边界，而且有利于厘清公检法三家关系，实现相互制约。
干预司法无外乎两种情况：或为权力影响，或为人情往来。杜绝此类现象，首先就应使干预司法的代价远超其收益——这不仅针对具体侦办人而言，更应囊括各种“说客”在内。只有让“说客”感受到压力，才能按住那些蠢蠢欲动的手；只有实现全程记录、严厉追责，才能使办案人员勇于向干预司法大声说“不”。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