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女诗人余秀华书店遭猛男熊抱”的消息在网上流传，指余秀华在成都某书店参加活动时，被为书店开业进行表演的男模“熊抱”。该消息引起广泛议论，不少人认为书店炒作，并直问“此举与诗何关？与书何关？”。有学者称，“她如果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就必须与世俗做必要的切割，不能在文学与商业之间两者兼得。”（6月2日中国新闻网）
一场秀上，余秀华被抱了，还是“公主抱”，还是“小鲜肉”。于是，有人觉得违和感太强了，有人听到了“诗歌无奈的叹息”，还有人干脆定义为“对女诗人的侵犯了”。只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这些洁癖感超强的通感，无形中给余秀华带来了舆论、道德、诗歌的三重压力。6月1日凌晨1：45分，她终于在微博写道，“昨天在成都，今天在北京。但是昨天的活动我被人算计了，我头脑简单，完全没想到，心快炸了。我能怎么办啊？”余秀华“能怎么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想要她怎么办？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心理议题。
学界的意思，“大多数人的关注点在‘脑瘫’‘农妇’等等关键词时，余秀华的诗歌是得不到应有的尊敬的”。这话听起来充满人文悲情，在“诗歌已死”的背景下，有着繁复的咏叹意味。但问题是，余秀华拒绝了商业活动，就算与“世俗切割”了吗？或者说，诗人必须筚路蓝缕地活在自我世界，才能维护高冷的群像特征？高调或者低调，与尊重不尊重划不上直接的等号。脑瘫地在家务农，也不见得就能让诗歌散发出莫名的逼格。如果我们当真看的是余秀华的诗歌，而不是标签化地消费其“花边”——那么，她在农村也好，在T台也罢，穷困潦倒也好，飞黄腾达也罢，有什么好紧张或惋惜的呢？说得再明白一点，当商业化的余秀华被批评者摇头扼腕的时候，在他们的私心里，何尝不是在消费着潦倒诗人的刻板印象？
余秀华的“商演”，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当大众消费着一个非典型性诗人的人生履历时，怎么就看不得人家拿这种消费偶尔变现呢？生活是物质的，诗歌是性灵的，但这两者不是鱼与熊掌的关系。古代文人尚且还能卖诗沽酒、卖字养家，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反倒要退化到结绳记事、刀耕火种才算真正的“诗人”？再说，喜欢或者不喜欢，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余秀华没有与中国诗坛签订契约，自然也不存在所谓“不忘初心”的问题。好诗人从来就是多姿多彩的，历史上的那些“浪荡子”、甚至纵情声色犬马的家伙，也不是没有写就过千古流传的佳句绝章。人品、生活，与文字，从来没有想当然的绝对性逻辑关系。要不然，当李白写下“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今天的论者是不是要在留言板上忿然写下“羞羞”？拿“士人风骨”那一套来规制多元的现代文学，真是醉得不轻了。
余秀华的诗好不好是一回事，以标签思维反对标签思维则是另一回事。她若愿意，哪怕抛弃了诗歌，过上策马奔腾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好。诗人都没办法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们凭什么相信这世界有幸福的诗歌？舆论的心思，应该是关心诗歌的土壤和环境，关心那些看诗与爱诗的人，指望把一个人雕塑成图腾而留住诗歌的春天，不仅刻薄，而且残忍。让余秀华做好余秀华吧，别再逼着她反问“我能怎么办啊”！（邓海建）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