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关键在于，把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出现的新特点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内在规律、内在趋势区分开来，在观察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出现的阶段性特点的同时，更要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经济增长长期的趋势性、规律性是否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哪些方面已经发生改变或者要发生改变？而哪些方面其实并未发生改变，未来仍然会继续发生作用？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具有大国赶超型增长的优势和潜力
中国经济尽管增速减缓，但仍具有赶超型增长的优势和潜力。所谓减速不减势，其中最大的“势”，就是赶超的优势和赶超型增长的大趋势。
一是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赶超目标尚未完成，赶超的任务和压力仍然十分艰巨。作为一个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中国经济增长以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为第一要务，与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差距成为经济赶超和增长的动力，并成就中国经济非均衡的持续高增长，因此不可能在一个很短时期走向所谓的“收敛型增长”或者“回归均值”。
二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差异特征和不均衡特点短时期不会改变，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仍有改善和提高的空间。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巨大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空间不均衡特点，一方面造成了要素从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向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从而引发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目前这个趋势因为新型城镇化的巨大发展空间不会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大国经济的差异性、不平衡性也造就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各区域之间从不均衡到均衡本身就是不断改进和发展的过程。
三是中国将会继续保持大国赶超过程中独特的规模经济优势和集聚经济特点，这意味着未来赶超型经济增长的规模优势和市场活力会不断扩大。大国优势决定了中国经济赶超本身具有规模经济的巨大效应，甚至在赶超过程中所具有的规模报酬递增优势以及资源要素集聚的核心优势，也与一般小型经济体的赶超型经济增长不同。中国经济巨大的规模也具有范围经济的特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将继续成就中国经济大规模的赶超增长势头。
四是中国具有发展中大国经济体独特的双向开放和互利合作的特点，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可以继续分享全球化发展的新红利。与一般小型开放经济体不同，中国作为一个新型的经济赶超型大国，不仅依赖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发展自身，也为别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机会，能够真正实现全球化发展中的合作、共赢。
五是中国具有发展中大国动态的制度优化功能与资源配置改善优势，意味着未来市场化改革的空间和机遇仍然很大。走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是中国经济赶超的另一个最大机遇。这极大地调动了微观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为实现经济赶超找到了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和提升与技术进步率结合，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为经济的赶超型增长注入内生动力。
经济增长新常态：赶超型经济增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首先，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仍处在经济赶超式增长的历史阶段和轨道。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要遵循经济增长的所谓“收敛性假说”规律，特别是由于生产要素的报酬递减作用，会出现增长速度的收敛，长期增长趋缓。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经验也印证了这一点，只是每个国家增长收敛的时间不一样。但如前所述，中国目前人均收入水平还较低，总体经济仍处在赶超发达经济体和迈向高收入水平的阶段，经济增速远未进入收敛阶段。因此，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潜在GDP增长还有很大的空间。
其次，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实质，是赶超型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一个长期赶超型的经济体，其赶超虽然离不开经济周期和增长波动的一般规律，但赶超型经济增长也不是线性的“永久高速度赶超”，它应当有赶超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特别是随着赶超型增长的投入要素、结构及体制机制决定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会出现从高速度赶超走向中高速的赶超，这个阶段最大的特征，就是传统的超高速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型，面临动力转化和结构调整双重任务。
赶超型增长模式亟待转型：新动力与新结构
首先，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一系列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的过程，经济的增长动力是由投入的生产要素数量和质量以及结构决定的。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和条件短期内不会改变，只是要素投入的结构和源泉亟待改变，支持原来高增长的人口红利、FDI红利、土地红利、资源依赖等传统比较优势开始衰减，并出现要素成本约束、资源环境约束、资本报酬递减等约束，导致原有的高投资驱动高增长的效率递减，因此，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亟待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以逆转递减的增长趋势。这就需要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快技术创新和进步，确保中国经济实现有效率和高质量的增长。
其次，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需要依赖合理的经济结构，高质量的持续赶超型增长同样需要合理的经济结构来支撑。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需要有新的经济结构来支撑，因此需要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这并非说中国经济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要“去工业化”或者“去城市化”，而是由于传统工业化模式和城市化模式难以为继，尤其是随着全球产业链重构、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不断加快，中国制造业需要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为此，要加快制造业升级、加快城市化模式转型、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积极改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分配结构及投资消费结构，通过优化结构来奠定中高速赶超型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