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总有这样一种不应该有的感觉：每当国内外学者谈论拉美时，常把拉美当作一种反面教材。“拉美病”“拉美化”“拉美现象”“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人均收入1000美元门槛”等莫名其妙的提法，都把拉美当作失败的典型。
在一次关于拉美的学术报告会上，一位德国学者说了许多拉美的这个缺点和那个问题。我问他：“拉美有没有好的？”他思考了一会儿说：“拉美人在追求政治民主方面的愿望较为强烈。”这位德国学者可能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前拉美人如何反抗军政府统治以及如何迫使军人“还政于民”。
其实，拉美有许多令人骄傲之处，有许多方面是很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模仿、借鉴和取经的。
早在1947年，阿根廷科学家贝纳尔多·阿尔韦托·奥塞就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自那时以来，拉美已有十多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拉美国家用于研究与开发的资金不多，但在一些领域却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例如，古巴的生物制药技术以及巴西的飞机制造技术和生物能源技术在国际上处于公认的领先地位。
拉美的贫富悬殊确实很严重，但贫困人口在减少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2014年8月发表的报告，在2000年至2012年期间，拉美的贫困率从 42%下降到25%。这一下降是来之不易的。拉美贫困率的下降也充分说明，拉美国家实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说拉美是“重灾区”是欠妥的。
大约2500年前，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据说这是国际上最早阐明“社会保障”一词含义的文字。早在20世纪初，拉美与欧洲就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智利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曾经是许多国家研究和模仿的对象。我曾在智利总统府前的广场上遇到国内某省的一位副省长带领十多人漂洋过海，到智利去考察社会保障制度。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都公布“人类发展指数”，以反映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教育、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等指标都被纳入这一指数。2013年，拉美的这一指数为0.74，高于东亚、中亚、南亚、中东和非洲。
拉美人提出的不少理论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除了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理论和秘鲁神学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的“解放神学”以外，阿根廷政治学家卡洛斯·埃斯库德的“外围现实主义理论”、巴西前总统费尔南多·卡多佐的“依附性发展论”、巴西社会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依附论”都在国际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地位。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中，拉美也有毋庸置疑的建树。例如，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拉美就有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萌芽。巴西的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仅仅比中国共产党晚一年。圭亚那曾尝试过“合作社会主义”，牙买加曾推行过“民主社会主义”。委内瑞拉总统前查韦斯和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以及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提出的“社群社会主义”，也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拉美人的社会公德水平不低。在我去过的拉美城乡，“办证”之类的“牛皮癣”广告不多见，也很少看到行人随意丢弃垃圾或随地吐痰。拉美人还懂得，随意按汽车喇叭是一种不礼貌的霸道行为。
总之，我们千万不要贬低拉美。▲（作者是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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