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7日，从西安到铜川办事的李先生在一家面馆吃饭时，不慎将一个装有百万元工程合同及身份证、私章等物品的黑色提包丢失。他张贴寻物启事后，当天就有人给他发短信说捡到了包，但因为报酬未谈拢，至今李先生仍未拿到自己的包。(4月17日《华商报》)
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此事乃捡拾者的错误。因为在我国有一美德叫拾金不昧。同时《物权法》也有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否则那叫不当得利。
但是，美德归美德，法律规定归法律规定。在这两者叠加在一起还不足以促成“必须”的前题下，拾金不昧也只能成为少数人的自觉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不自觉的“拾金不还”者，因为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美德与法律也拿他们没办法，甚至连谴责对象都找不到，这就是社会现实。
或许，是因李先生没有看清这一社会现实，才让他站在美德和法律这一理想王国的门前，被动地等待那个崇德敬法的拾金不昧者出现。才使他在一边是相当重要的百万元工程合同，一边是在不想满足答谢报酬的吝啬中等包等了3个多月。
从事件本身来讲，李先生为了找回丢失的包，在寻物启事中是谈到报酬的。毫不忌讳地说，捡拾者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奔着报酬来的。显然两者能够对接上，是报酬这一契约起了作用，接下来履行契约便是了。至于李先生嫌报酬要得高，这不能怪对方狮子大开口，更不能说人家是敲诈。因为李先生当初并没有设报酬上限，且那个值钱的合同又摆在那里，对方完全可以往多处要。况且对方最终把报酬降到1000元，李先生也是答应了的。只是由于交换方式没达成一致，这事才又被搁浅。
假如李先生是个大方之人，且又不去计较交换细节，并带着一种谢意去积极作为，他丢失的包能在别处沉睡3个多月？同时从后续来看，李先生有工夫找媒体，却没工夫再去找捡拾者“谈判”，还是少了一份诚意在里面。从中除了反衬出李先生的那份合同并非像他所说的那么重要外，剩下的就有点司马昭之心了。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