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2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检察机关2015年第一季度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有关情况。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说，今年以来，检察机关查办了一批重大典型案件，如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受贿一案。2005年至2014年，王天朝利用职务之便，受贿共计现金人民币3500万元以及价值人民币8000余万元的房产100套、停车位100个。（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8版）
王天朝作为公立医院的院长，竟如此贪腐，不但颠覆了医院治病救人的公益属性，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王天朝的巨额受贿所得，势必大部分由患者埋单。这样一位“百房院长”再一次为医疗行业的腐败内幕添加了惊人的注脚，也再一次放大了医患之间的割裂感。如今，王天朝虽已落马，但他为何能成为巨贪以及还有多少王天朝们正在巨贪的成长路上，这些问题显然值得深思。
王天朝短短9年间就受贿房产100套，平均每年超过10套，而收受现金也达到数千万，这般情景只能用疯狂来形容，很明显，附着在权力之上的监督机制全都失效了，这个院长的权力在疯狂裸奔。而“百房院长”的可怕绝不只是体现在受贿的数字上，在这些数字背后，有多少种药品价格因此而升高了？有多少患者的救命钱被榨取了？又有多少患者因为贪腐而失去了被救治的机会？
每一个巨贪背后都是公共利益的巨大受损，而医疗行业的腐败所带来的痛感则更为强烈。面对又一个医院院长的落马，人们的追问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谁给了他们疯狂挥霍的权力？他会是最后一个吗？的确，一个又一个的医疗腐败案接连发生，陷入腐败漩涡的，从一线的医护人员，到后方的制药企业，整个行业呈现出坍塌式的腐败。医疗腐败存在已久，此前不是没有反思，也不是没有监督机制的改进，但仍然挡不住新的腐败案发生。究其原因，医疗行业固有的利益分配模式难以被撼动，以药养医仍是普遍现象。而普通医院和诸如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这样在当地颇为有名的三甲医院，在以药养医的表现上是不同的。普通医院因为医疗资源的匮乏和政府投入的不足，采取以药养医往往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对此监管部门也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三甲医院因为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医疗资源，在此发生的以药养医更多的是为了占据更多的利益。也正因为卫生监管部门的松懈且和医院有着利益关联，医院成为了权力随意放纵的场所。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在医院内部，大到院长成为巨贪，小到一张处方所包含的“含金量”，都会成为难以遏止的现象。
王天朝的“100套房”令人咋舌，而和王天朝一样，在医院这个相对封闭的场所肆意挥霍权力的人还有多少？这显然是一个难以回答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实际上，一个医院院长变成巨贪的过程，与贪官的堕落缘由相似，无外乎监督的缺失和利益的诱惑。而和整治官场腐败所不同的是，除了强化监督机制，约束权力外，避免医疗腐败还必须解决根源问题，即加大政府公共资金的投入并合理分配医疗资源，以实现遏制逐利性，回归公益性。
